梁思成110周年诞辰，清华大学为之塑像，成为不断升温的“梁思成热”新的旁注。梁思成、林徽因的书籍、图像越来越多地从学术领域进入社会领域甚至流行文化，成为小资品位的标识。北京在重建消失多年的永定门之后，又要重建地安门，似乎都是梁思成屈辱之后在当代光荣回归的说明。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另一个巨大的事实。当我们终于可以优雅地“消费”梁思成和林徽因时，他们所推崇的思想、文化、价值乃至城市规划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北京在一如既往地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之中，只不过花样翻新，最新的招数是打着“中轴线”申遗的旗号，这意味着又可以堂而皇之地拆除大片胡同古巷。梁林在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旧居、著名的“太太的客厅”早已面目全非，经社会人士力保而“虎口余生”；最近对南城会馆区的开发，梁启超故居又在劫难逃。如果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梁思成当作如何感想？
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梁思成就清晰地看到了这一切。因此，他沉痛地言说“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的文化衰落，至于消灭的现象。”他不是迂腐的书斋学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在新一轮建设的高潮中，“也许没有力量能阻挡这破坏旧建的狂潮”，却仍以拳拳赤子之心“逆潮流而动”。因为“以客观的学术调查与研究唤醒社会，助长保存趋势，即使破坏不能完全制止，亦可逐渐减杀。这工作即使为逆时代的力量，它却与在大火中抢救宝器名画同样有急不容缓的性质。这是珍护我国可贵文物的一种神圣义务”。他遭受了许多误解和诬陷，他明确地宣示追求民族化并非提倡复古，不过是期盼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有所作为、有所创造，因为“世界各国在最新法结构原则下造成所谓‘国际式’建筑；但每个国家民族仍有不同的表现。英、美、苏、法、比、北欧或日本都曾造成他们本国特殊作风，适宜于他们个别的环境及意趣。”“我们的建筑师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参考我们自己艺术藏库中的遗宝。我们应该研究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零星碑亭，泮池，影壁，石桥，华表的部署及雕刻，加以聪明的应用”。然而，在那个时代，他的一切良苦用心、苦口婆心不仅如痴人说梦，而且成为一道道加害于自己的毒药。
有一本关于梁思成的书，副标题是“永远的困惑”。晚年梁思成的困惑，或许可以称之为“梁思成之问”：为什么我们从战争的炮火中保护下来的古城，又在和平时期亲手将它毁掉？温和儒雅的他留下了这样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话：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大智慧，需要新一代知识分子、规划师和建筑师的道德感、使命感和高度的创造性。 想起去年辞世的梁思成之子、自然之友理事长梁从诫。梁启超、梁思成和梁从诫一家被称为三代失败者。梁从诫晚年与友人有一次深谈，他对中国环境状况的严重恶化深感忧虑，进而怀疑我们成立自然之友十几年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何意义？它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悲哀，我称之为“梁从诫之问”。这也是所有不甘平庸、勇于改变现实的战士共同的困惑，如同梁漱溟晚年的提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同样是个难以解析、必须用生命回答的“天问”。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所作所为大抵都是“不识时务”的逆潮流而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筚路蓝缕，传薪传火。他们是殉道者，用自己的生命点燃文明之火，照亮真理之路。 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十字路口的城市，梁思成成为一支不灭的烛光，给我们以慰藉和温暖，提醒我们不要熄灭对于尊重历史和自然、作为文化家园的人性化城市的追求。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穿越历史和未来的巨大时空，梁思成的目光越来越沉痛和锐利。今天北京和中国的城市问题，与五十年代已经很不相同，以GDP为本、以高楼大厦为本、以私车为本的新北京，深陷于四环、五环、六环的自我围困之中，“权力美学”和“拆迁经济学”成为理解城市变迁的关键词。人们被迫接受了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密集高楼的“石屎森林”，对强拆强迁和高房价的愤怒，压倒了对审美、建筑风格和城市风貌的关注。当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环境，当弄堂和胡同、石库门和四合院从城市消失殆尽之时，每个人都会感受这样的怀疑和失落：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到那里去？
而且，今天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面临着与50年前不同的境遇和全新的挑战。人类社会似乎超越了在千百年的岁月中缓慢生长、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的历史阶段，现实似乎在验证CCTV新楼的设计者、建筑大师库哈斯的预言：亚洲新兴城市在“铲平历史”的超速发展中，被打造成不具备“可识别性”的“广普城市”。而美国的权威智库则预言，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在未来几十年将出现一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规模达四、五千万的超大城市！正是在当下严峻的生存境遇中，我们更能够认识梁思成的远见忧思和良苦用心：如果我们仍然致力于日新月异地“铲平历史”，那么我们终将一无所有；现代化需要新思想和大智慧，需要新一代知识分子、规划师和建筑师的道德感、使命感和高度的创造性。
想起去年辞世的梁思成之子、自然之友理事长梁从诫。梁启超、梁思成和梁从诫一家被称为三代失败者。梁从诫晚年与友人有一次深谈，他对中国环境状况的严重恶化深感忧虑，进而怀疑我们成立自然之友十几年的所作所为究竟有何意义？它表达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悲哀，我称之为“梁从诫之问”。这也是所有不甘平庸、勇于改变现实的战士共同的困惑，如同梁漱溟晚年的提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这同样是个难以解析、必须用生命回答的“天问”。事实上，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所作所为大抵都是“不识时务”的逆潮流而动，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筚路蓝缕，传薪传火。他们是殉道者，用自己的生命点燃文明之火，照亮真理之路。
在十字路口的北京、十字路口的城市，梁思成成为一支不灭的烛光，给我们以慰藉和温暖，提醒我们不要熄灭对于尊重历史和自然、作为文化家园的人性化城市的追求。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