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马其顿捐赠校车一事，引起网民们的强烈不满。这起外交部参与执行的对外捐助，被公布出来的时机与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撞到了一起。这个本应避免的“巧合”未能得到避免，外交部显然有值得反思之处。
必须指出，中国不能没有各种形式的对外捐助，而且迄今为止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的外援规模已经超出了合理范围。单就向马其顿捐赠校车一事，如果没有甘肃校车事件做背景，不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外交工作自有它的节奏和舞台，外交部不是民政部，它需要承担责任的，是为中国发展创造尽可能好的国际战略环境。
中国所有政府部门都应加强针对舆论的敏感，它们必须对每一项工作做认真的舆论预判，对舆论做预判不是耍滑头，它应成政府“好心办好事”工作流程的一项“标配”。政府机构可以仅仅按照“工作需要”来安排做事方式和时间表的时代结束了。
中国舆论近年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建设性”不再是舆论监督的唯一出发点。舆论在变得严厉，有时看上去“不讲大局”，对政府的触动经常通过对抗和“全盘否定”来实现。或许很难对这些变化做“好”与“不好”的价值判断，它是政府需要正视并主动针对其做自我调整的现实。
从积极角度理解，这样的舆论监督能够起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作用，制造各级政府改革工作方式和作风的紧迫感。可以预见，舆论无孔不入的“挑剔”和“找茬”，将彻底改变政府的工作环境，中国的舆论监督将逐渐达到世界级的高标准，不难想象，这种“推力”结构的改变，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么深刻的变化。
很难说舆论的触动都是合理、恰当的，也很难说它们不会对政府的工作形成某种“干扰”。但在一定的监督甚至“干扰”下开展工作，对政府来说这未必就不是正常的。在政府和舆论之间，前者适应后者，而非后者根据前者的期待作调整，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大势所趋。
然而，这并非从此政府可以无所作为的信号。恰恰相反，好的政府机构和优秀的官员，就是要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及公众的理解力之间走好钢丝，实现完美的平衡。
舆论的自我克制也是必须发生的，中国互联网上的舆论在用发达国家的尺子量度中国社会的中心，以及它的边边角角。这样的对照一旦变得不顾一切，它对中国社会的刺激必然是过量的，它的很多鞭策是当下中国不可能实现的。
中国的现实一定会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淘汰：淘汰改革动作迟缓的官员，和将那些用激进口号制造社会不切实际幻想的“舆论积极分子”边缘化。因为社会既承受不了某些官员的不作为，也承受不了各种“大跃进”的折腾。中国改进的节奏既是人决定的，也不以社会那些激进的意志为转移。
向马其顿捐校车本不该引来这么多关注，这些关注是今天中国一个特殊表情。它告诉了我们中国内部的某种隐痛。别用这一件事否定中国对外援助的合法及合理性。中国国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扩展，而社会的各种关切却越来越内向。这个变化是不可改变的，但如果公众的关注转向对国家政策制定形成狭隘的强迫，就会制造崛起中国的整体不理智。这并非中国人民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