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了解重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重庆缩小差距的政策是配套的，对重庆的责难，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不过，在重庆人那里，任何责难都会使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有责难不是坏事，挑剔也是一种挑战。
重庆带头缩小贫富差距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牛鼻子
去年的中秋节，重庆市领导建议月饼生产销售价38元/斤。把价格定在38元/斤，是为了人人都能吃到月饼，是因为在中国还有人买不起高价月饼，是因为天上的月亮不是哪一家的私有财产，人人都有赏月的权利，是因为月中的玉兔为人间治病一律不收费，做到了卫生公平。生产38元/斤的月饼是小事，可是，它真正践行了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决不是以一部分人为本，而应是以全体人为本。
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国情。什么是“国情”?有人能吃到盒子里装有黄金白玉的月饼，有人吃不起38元/斤的月饼，这就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存在的国情。我们天天讲“化解矛盾”，首当其冲的是要化解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为什么这些年发生在我们国土上的群体性事件数以万计?为什么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从几十、几百发展到上万人，而且群体性事件的烈度也在与日俱增?为什么有些省市“维稳”越维越不稳?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多数人占有少数财富”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不论是用五分法计算还是用十分法计算，不论是看基尼系数还是看欧希马指数，不论是用官方的数据还是用学者的数据，亦或是用外国学者在中国调查的数据，不论是收入差距还是财富差距，中国的贫富差距都是过大了，都清楚地表明早已越过了警戒线，快踩到了危险点了。我们实在不能再对中国如此之大的贫富差距熟视无睹了。站在镰刀锤子的党旗下，站在麦穗齿轮的国徽前，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学者，只要还有一颗火热的心，都不能允许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继续存在下去，都应该下决心为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做出不懈的努力。转型，首先是要把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形转为橄揽形，即富人少、穷人少、中等收入的人口居多。
我们讲“转变发展方式”。但方式是由目的决定的。目的决定方式，目的高于方式。30年前，经济学界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强调生产是为了生活，批评为生产而生产。我们今天讨论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搞清转变发展方式的前提——“发展目的”是什么?
“发展是硬道理”。这里的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文化发展、政治发展。发展一定要全面。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一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但那必须是协调中的侧重，是走路的左脚在前还是右脚在前的侧重，而不是孤军奋战，不是竭泽而渔。全面而又协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才能可持续。片面的高速只能是“欲速则不达”。畸形发展迟早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既会挨别人的打，也会挨自己人的打。群体性事件就是挨自己人的打，就是挨自己依靠对象的打。
贫富差距过大与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有成正比的函数关系，二者之间是有必然性的。马克思有过茅屋与大厦的比喻。学界还有“隧道效应“一说。从哲学上说，“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贫富差距过大会引发对抗性矛盾，可怕的是局部的对抗性矛盾会演化为全局的对抗性矛盾。陶潜在《咏贫士》一文中写道：“贫富常交战”。不是吗?很多国家政权的更迭起于贫富差距过大。重庆人站得高，看得远，大声疾呼缩小三个差别，一步一个脚印地缩小三个差别，是抓住了社会稳定的牛鼻子、社会发展的关键，堪称治市有方。
剖析对“缩差共富”质疑的种种说法
对重庆缩小贫富差距的做法不断有质疑的声音传出。
“你们是搞平均主义!”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平均主义。缩小三个差距是公平主义，是平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纪之交，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与此相反的是，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形成剪刀差。在平均主义束缚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平均主义;在差距过大破坏人的积极性时，要反对差距过大。在差距过大时，还要反对平均主义，是火上加油，是助纣为虐，是强化矛盾。在差距过大时，缩小差距不是“复旧”，恰是与时俱进，是“翻新”。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变的。无视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味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平均主义才是僵化、固化。重庆讲的是“缩小三个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没有贫富差距，关键是不能过大。
“你们是否定激励机制!”不，缩小三个差距不仅不是否定激励机制，反而是强化激励机制。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布局，有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反之，不合理的分配，不合理的布局，不利于发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积极性。邓小平同志严正指出：贫富差距过大是要“打内仗”的。我们要的是激励机制，不要激怒机制。现在有些机制在激怒人。贫富差距过大就是激怒机制。
“你们是民粹主义!”不，不是民粹主义，是以人为本。民粹主义有个重要特征是农民排斥工人。在重庆的缩小三个差距工作中，丝毫没有排斥工人的意思，相反的是千方百计地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重庆人在缩小三个差距的工作中，从不认为弱势群体是什么“天生的共产主义者”;重庆干部在结交“穷亲戚”时，十分强调对“穷亲戚”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灌输自力更生的理念。
“你们是迁就刁民!”不，缩小三个差距不是迁就刁民，而是要转变刁民，减少刁民。古人云：“穷山恶水出刁民”。既然知道了“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个道理，何不努力把“穷山恶水”建成为“山明水秀”呢?重庆就是在从犯罪的社会根源上抓起，来降低犯罪率。
“你们投入民生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财政就是火锅里的肉，给企业吃了企业增长，给民生吃了民生改善，可是，民生改善未必会马上增加GDP，说不定会因廉租房的建设、提高社保水准等等而减少了GDP。不过，这里有个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存在。不管学者对生产力要素还有什么争论，争论的三方无不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和积极性是第一要素。劳动者心情舒畅了，还愁社会生产力上不来吗?把财政用在一时不增加GDP的民生上，是跃起之前的下蹲。姑且不从上面讲的“生产目的”、宗旨意识上去论证，说得实惠一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今天多“予”了民生、民享，明天就会“取”来更多的GDP。反之，如果不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惹得他们对政府不信任，迫使政府把大把的GDP用在对付不信任上，用在维稳上，岂不是丧失了GDP的意义，岂不是对GDP的颠覆吗?2010年，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而且GDP为7894亿，增速为17.1%，财政收入达到1991亿元，增加了49%。重庆经济总量2011年上半年经济总量为4450亿元，增速为16.5%，排位从全国第五上升到全国第二。
凡是了解重庆、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重庆缩小差距的政策是配套的，对重庆的责难，其中有认识问题，也有对自己既得利益的保护。不过，在重庆人那里，任何责难都会使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更加周密和完善。有责难不是坏事，挑剔也是一种挑战。
古人云：“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教。”缩小三个差距是科学发展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愿重庆人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出一个更加富裕、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更加和谐的大好局面!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