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深化迫切需要用改革的理论来指导。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作为需要新学科。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从实践中提升出改革的理论。习近平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更加需要学科化的政革理论。一门新兴的“改革学”正在“应”改革开放再出发之“运”而生。
何谓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不变更执政者的、平和有序的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应的，还要变革阻碍社会前进的各项制度。改革既不同于改良，也不同于革命。“革命”常常是为了推翻政权。我们不是，我们是巩固政权，改善政权。当下在中国已不存在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两大对抗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我国也曾有过“改革是革命”一说，这是比喻，是从强调改革的艰巨性和深刻性这一角度说的。
我们也不是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在尖锐的阶级矛盾面前，不去触动统治阶级一根毫毛，麻痹被压迫、被统治阶级。如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和费边社会主义者，以及蒲鲁东、拉萨尔、伯恩斯坦等人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改良派。中国改革的力度是很大的，改革给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带来的利益是有区别的。正因为中国的改革既不同于改良，也不同于革命，才有必要建设一门全新的改革学。
改革学是以改革为研究对象、探讨改革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是研究改革的目的意义、战略战术、经验教训、演化历程、评估标准以及中国特点的学科。改革涉及的面很广，至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以及这几个方面的结构、机制、规范、法律、道德、理念、政策、管理方式等内容。改革学理论的学科化是改革和继续改革成功的先声。不消说，改革学理论的滞后和缺失，也会使得改革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短板。
改革学应当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揭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序幕。会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会议要求改变资料图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会议接连用了两个“改变”，足见改革态度的坚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号召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转折，是因为在这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3日成功地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与会者敢于批评会议主持人。很多发言有重大突破，富有拨乱反正的性质。会议的结论超出了会议的预定计划。会议提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把改革开放提到“方针”的高度，这也是第一次。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文字尖锐泼辣，一针见血，是在为改革开放扫除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结出改革的累累硕果，正是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开得“繁花似锦”。
那么，在鲜花盛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有没有花蕾呢？有！那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说“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换言之就是还有些省市区没有很快转载。这说明看法不完全一致。上层也有个别人认为《理论动态》文章是“砍旗”。马克思说，“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半年以后，思想大体统一，真理标准讨论成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理论先行，改革开放的硕果是在12月结出的，“花蕾”则是在5月萌发的。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锣密鼓开会的时候，寒冷、饥饿、困苦的安徽省凤阳县凤梨人民公社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按下手印，将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单干。此举是秘密进行的。小岗人写下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可是不久，公社知道了吓得要死，允许他试验一年。县委知道了吓了一跳，但见他们生活有改善，同意他们试验三年。省委见小岗村第一年粮食产量是前五年的总和，同意他们试验五年。有文章省去了这段历史，笼统地说，“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不会像北京的长安街那样笔直，中央的支持是后来的事。
把历史简单化是对历史的轻率。要知道，思想大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有不解放的地方，三中全会的态度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会议接连用了两个“不许”。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向“两个不许”乃至“三个不许”的人表示：“你们走阳关道，让我走走独木桥试试。”当“独木桥”带来产量增加、收入提高以后，才有中央的“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发达地区不可以”。再过些日子才有了像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中央表示“可以……，可以……，也可以……”。再过些日子，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年后，才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伟大创举”一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完整的描述应当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
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具体形式有：（1）包干到户。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2）包产到户。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目前，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主要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集体和家庭有分有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这段历史是典型的实践出真知。这有力地说明认识是个过程，说明存在决定意识，说明先有存在，后有认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上述安徽小岗村的改革，使得农村博得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评价。中国的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说法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改革学应当研究改革的历程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40年的改革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从进程的特点和侧重划分若干阶段。现在有两种划分法，一是分三个阶段，二是分五个阶段，都有道理，前后相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很难斩钉截铁、截然分开的。不过五分法似乎更容易接受，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是改革的酝酿起步和局部试验（1978年12月—1984年9月）。这一阶段就是前面讲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和特区确立阶段。1978年底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庄世平、罗新汉等一行数人来广东汕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与他们谈起如何改变贫困面貌。罗新汉反问吴南生：“你们敢不敢搞自由港？”接着罗新汉讲起亚洲的“四小龙”如何如何。“四小龙”是指经济上发展得比较快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他们搞“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在香港称“自由港”。
“罗新汉之问”引发了吴南生的思考。吴南生立即到广州向习仲勋汇报，习仲勋赞成。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又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也赞成。习仲勋为广东向华国锋要权，华国锋给权。习仲勋向邓小平请示名称叫什么好，邓小平说“叫特区”，从此特区便在中国大地上如日中天。1979年4月份，中央决定办五个特区，这就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香港总商会的人提出：“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于是，广东省花一年时间，几易其稿，草拟了一个《特区工作条例》。
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广东省的《特区工作条例》，从此特区工作顺利展开，不过顺利中也有不顺利，有人批评特区是“殖民地”，是“出卖主权”。反对办特区的，有人很快就转变态度，支持特区；也有人变本加厉，给办特区的带头人栽赃。五个特区办了四个，崇明岛没有办。不用说，是因为有人反对，但是特区的工作还是蓬勃开展。
第二阶段是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10月—1989年5月）。其有三大特点：
一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这一突破是很艰难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在第一阶段之所以阻力重重，上海崇明岛之所以没有办特区，完全是因为那个“对立”的观念没转过弯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是启动了城市改革。1984年10月在胡耀邦等主持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不只是区域的转移，是改革战略的转移，是转向全面改革。邓小平对杨振宁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说：“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为了这个转移，邓小平1986年5月10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时说：“‘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
三是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大会的基调是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 大会为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具体目标，要求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第三阶段是改革进入治理整顿期（1989年6月—1992年9月）。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政策，在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有些地方步子太快，后劲不足，出了些毛病，因此改革有必要进入治理整顿期。
在治理整顿期稳一点是必要的，可是不应该忘记稳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过度的稳就变成原地踏步，就可能丧失良机。正如《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徐光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对这一阶段所描述的：“一时间改革的声音弱了，开放的步伐小了。”有一阵子喜欢讲空话、套话的人很吃香，却拿不出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他们对苏联解体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苏联解体是政治体制腐败、经济体制僵化、不真正改革的必然恶果。他们被苏联解体吓破了胆，只会动不动就问姓“资”姓“社”，用大帽子压人。
邓小平看出了这个问题，1991年曾在上海一家工厂里，拿着一件新产品问：“你们说它姓‘资’还是姓‘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0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在武昌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并嘱关广富把他的话转告北京。在深圳，邓小平反复批评“套话是屁话”。当邓小平到深圳的消息传出后，香港股市立即升破4500点。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接着《深圳特区报》发表了之二、之三……，到3月6日连续发了八篇。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谈话（后来被称为“南方谈话”）的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指出：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深刻总结了1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重要论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南方谈话”的第二部分讲改革，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话不是无的放矢，是有所指向的。由于有关方面的承受力不同，26年来各省市的党报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宣传的版面既有量的不同，又有质的差别。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做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概念，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第四阶段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2012年11月）。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他接着又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把科学发展观列入党的指导思想。
第五阶段是改革进入新时代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2年11月以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大为增强。习近平说：“中国的大门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希望外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 5年多来，中国一方面在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的力度大大加强，这是过去难以办到的。正如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各国欢迎，被多次写进了联合国的有关文件。“一带一路”的建设方便了各国的“走出去，请进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纽带。
第二个特点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更加明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又进一步提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至高无上论”是40年改革的结晶和升华。“至高无上”，说透了，就是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没有任何地方、任何组织、任何部门的利益能够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十九大”把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论证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三个字切中时弊，是对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兼顾公平论”的否定。主要矛盾是“纲”，纲举目张。抓住主要矛盾，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就会迎刃而解。
第三个特点是抓住了民主的真谛。习近平说：“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众人商量在决策之前，众人商量在决策的全过程。十全十美的决策是没有的，众人商量还要贯穿在推行中，商量如何修改，商量如何调整、完善。提高众人商量的比重，就会相应缩短顶层设计的流程，优化顶层商量的质量，从而实现我们一直大声疾呼的精简机构。为了实现众人商量，必须扩大众人的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众人商量是民主化的发动机和推进器。
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究竟应当如何划分为好，是改革学题中应有之义。说不定后人会把五个阶段合而为一，甚至会把这40年当作百年、千年大阶段中的一瞬而一笔带过。但是，生活在改革时期的人不可以浑浑然，应当理得一清二楚。
改革的八大规律及合力
中国的40年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从自发到自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运用规律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改革有哪些规律呢？本文提出八条，供各方讨论。
第一条规律是“目标守恒律”。我们之所以进行改革是要改掉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再具体地说，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应当变，即使有风吹雨打，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永往直前。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会解放生产力，会推动生产力大发展。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点很明确：一是公有制，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具体做法还在探索中，还在完善中。
我们发展国企，要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但是我们要严防国企异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认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既不可超越初级阶段，也不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标志是什么，还在探讨中。生产力低下时，应当搞包产到户。生产力大发展了之后呢？生产关系还要再改革。现在小岗村的工商业正在繁荣，不再是单一的务农。西方发达国家像奥地利等国，农村水利、灭虫、消防等都归集体。不管以后怎么继续改下去，中国仍然是坚持在国体、政体、社会制度不变前提下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要义，因此称：目标守恒律。
第二条规律是“一改百改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回想当年，国家提出经济改革时，有人说经济改革只引进资金不引进管理。后来认可引进管理了，又有人说不可引进文化。实际上，开放以后，对外来的经济、文化都要一分为二，择善而从，不善则不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改革富有全面性，必然发展为全覆盖。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始终是大开的。
改革的领域也涉及方方面面，从经济领域到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要进行改革。从改革的进展看，一直有个政治体制的改革略显滞后的问题。邓小平说：“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且会影响到很多事情。”如果能从政治文化、文明规范、政治价值、政治道德、政治心理、政治认同、政治机制、政治角色以及选举制度等方面加快改革的步伐，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一定会更快更好。一时的集权应当是为了更好的放权，“小政府，大社会”是写进党中央决议的。
第三条规律是“贫富平衡律”。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就是在人口不足10亿时，富裕的程度也不会一刀切，不会一个样，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先富起来的人只要不是走歪门邪道富起来的，我们都应当为他们鼓掌。与此同时，先富起来的人也应当主动从技术、管理、友爱、慈善等角度帮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和谐、是平等、是安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点。
从当前改革进展的情况看，不论是用五分法还是十分法来分析，不论是从收入基尼系数看，还是从财富基尼系数看，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嫌大了点。这与1992年以后有人主张把公平置于“兼顾”的地位有关。贫富差距大必然带来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每年居高不下的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由不公平引发的。要从根本上减少这些事件，就得从更加公平上下手，从共同富裕上落实，从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上抓起。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四条规律是“快慢有节律”。人们总是希望改革开放的步伐能够快一点为好。可是，由于改革给不同的群体所带来的利益不同，得益少的人难免劲头不足，因此有时步子快不了。再加上国际上的变数是难以预料的，风云有突变的时候。你要进口，他要无端地提高关税；你要出口，他百般刁难，这也会妨碍速度的提升。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放慢速度。几十年来，国内就“稳”与“进”的关系讨论过多次。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这里面大有学问。有一阵子过于强调“稳字当头”，尤其是1989年以后改革的步伐慢了点。为此，邓小平1991、1992年多次尖锐地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良机。”进中求稳是动平衡，陀螺转得越快立得越稳。
第五条规律是“进出守则律”。商品进口出口，都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矩。通常说，“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人”，其实还有句难听的话没有人讲出口，那就是“世界上可能也很难有永久的朋友”。因此，和任何国家往来都不能只听悦耳的好话，一律要按规则办事。这样在有人耍赖时，在有人搞“双重标准”翻脸不认人时，我们可以拿出规则与之争辩，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对方曲解规则，钻规则的空子，世人自有公论。中国人最讲包容。“有容乃大”“不同而和”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六条规律是“内外有别律”。在提倡对外开放时，总有些人批评过去的闭关锁国，甚至稍带着批评“自力更生”。这种批评只有一部分道理，基本上不符合实际，没有追根溯源。过去的锁国，有一小部分是我们在国门里面锁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人家在我们国门外把我们反锁在里面的，他们迫使我们想出去不能出去。想想看，如果人家不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怎么出去？再说，我们是人口大国，吃的、穿的、用的都靠外国能行吗？如果他们哪一天变了脸，不给你进口了，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在今天这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人口大国仍然只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在外贸依存度上要把握好分寸，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今天应当大大高于过去霸权主义者把我们反锁在里面的年代，但也不能太高。我们不能不警惕正在多边贸易的国家突然搞起单边贸易。在高科技方面，提倡学术交流，可是别忘了1959年和1960年正在帮我国研制“两弹”的专家突然全部撤走的那段历史，最终还不是靠我们自力更生吗？在全球化时代还有“逆全球化”的杂音。即便没有杂音，自力更生的成功也是为全球化做贡献。何乐而不为？
第七条规律是“差异包容律”。改革就是改旧、除旧。要改、要除，可以想象得出，在“旧”里生活习惯了的人、在“旧”里得益多的人，会有不同意见。同样，在理论界一些为过去的那个“旧”做过论证，并且受到赞扬的人，也会对改革改出来的“新”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这都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一切真心实意搞改革的人，都要有“改革家肚子里能开军舰”的宏大胸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认识是个过程，理解有先后，要给不同观念的人转变观念的时间。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教材，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治疗思想僵化的良药。要相信他们迟早会推陈出新，除旧布新。
如果恋旧的人对改革“吹毛求疵”，那我们也应当感谢他们花工夫帮我们找到了“疵”。如果他们把好头皮当了“疵”，我们应当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来对待。从40年的改革史来看，有好多当初不理解的人后来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头脑里要多一点辩证法，多懂一点肯定否定律，不要门缝里看人。
说得重一点：改革家自己其实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昨天有效的改革举措，今天说不定失效。不是吗？使秦国强大的商鞅变法，今天还能用吗？今天还是要坚持“刑不上大夫”，但商鞅割鼻子那套就大可不必了。对改革进行改革，是永葆青春的改革家脑子里必须绷紧的一根弦。由此可见，对差异能够尊重，对多样能够包容，应当成为改革学教材中不可缺少的篇章。
第八条规律是“上下同心律”。中国的这场改革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起来开展的。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他为改革出谋划策，在改革遇阻时为改革撑腰打气。可是，他在改革10年后的1988年9月5日依然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样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资料图片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严肃地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两段话是伟人的谦虚，更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个人与群众关系所做的精辟论述，也要求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再出发”时，必须虔诚地真心实意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改革开放是合力。上述八大规律是从改革开放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提出的。
目标守恒律是从中国国情、从社会制度出发提出的。这是根本，是大方向。一改百改律是从“社会有机论”角度提出的，社会有机论要求改革富有全面性，单打一不行。贫富平衡律是从社会结构理论角度提出的。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不合理功能容易东倒西歪。社会要分层，层与层之间要相融。快慢有节律是从改革工作的步伐、节奏上提出的。快慢只能是顺势而为，不可拍脑袋，拍桌子，瞎指挥。
进出有则律是从开放的角度讲走进走出的有序性。走，不是人才和公有资源的随意外流。进，不可以把物质垃圾和精神垃圾引进来。内外有别律是从国际环境的复杂性的角度讲的。开放要自信而不自卑，自信也不自满，不要认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差异包容律是从对改革的认识论上提出的。改革需要理论，理论需要讨论，讨论的前提是多元。“一槌子定音”等于取消讨论。上下同心律是从“社会系统论”角度讲的。“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八方甘雨布，四方报年丰。”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半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中国已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80%以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发生战争，都要紧紧地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化程度已达80%以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闭关锁国到全面开放的转变。中国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一句话：中国社会步入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
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作为“特色”“旗帜”“抉择”“法宝”的改革，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加强，随着改革学的学科化水平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前景定将无限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