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追求人类平衡的历史。“社”，早在中国古籍中就有志同道合者集会的意思。“社会”二字最早连用始于《旧唐书·玄宗上》，意思也是村民集会。英语society、法语societe来自拉丁语socius，都是“伙伴”的意思。Gesellschaft源于动词gesellen，也有结伴、交往的内涵。它们都是平衡的近义词。社会的第一功能就是把单个人组织起来，形成合力。
社会是沿着“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轨道前进的。“潮平两岸阔”，没有平衡就没有今日之世界。因此，中共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秉纲而目自张，执本而末自从。中国人民在站起来的时候追求平衡，在富起来的时候追求平衡，在强起来的时候更要追求平衡、防止不平衡、解决不平衡。平衡是强起来的强心剂。
平衡理论是古今中外常论常新的重大课题
20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对十月革命尽管说法不一，但多是在具体问题上有分歧，批判的声音多是出自于受害方之口。不说别的，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得起来，是因为列宁认识到帝国主义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而引发斗争，从而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取得胜利。被列宁赞为“最大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写了《过渡时期的经济》等四本著作阐述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提出“发展速度上保持各部门的平衡发展”。
2018年是马克思诞生200周年，一年前德国就已开始筹备纪念活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平衡状态的剖析，将是纪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怎样解决德国这两年原住民与难民、移民之间的平衡，正是当前棘手的问题。
50多年前，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平衡发展的科学思想，他把“综合平衡问题”列为1959年庐山会议的十八个问题之一。他说：“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他又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毛泽东常讲的“弹钢琴”、“全国一盘棋”、“两条腿走路”都是平衡的形象比喻。
再早，两千年前的《汉书·律历志上》也说道：“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
在国外理论界，有关平衡的论述也层出不穷。法国的孔德、英国的马歇尔和斯宾塞等人从哲学角度提出 “平衡论”，他们认为，平衡、渐变是正常的，不平衡则是反常的。后来，意大利的帕雷托和美国的帕森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社会均衡论”。近年来，加拿大的明茨伯格在《社会再平衡》一书中也强调，社会平衡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不断调整。
在国外还有从另一逻辑起点上研究不平衡的。以普里戈金为首的布鲁塞尔学派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移植到社会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关于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与物质，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时间、空间或功能的有序状态，强调非平衡态是有序之源。美国未来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今后引发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冲突的是宗教、文化，而不是经济，更不是意识形态。
这些貌似不同的学说异曲同工，都有共同点，都在追求平衡，论述中都有合理的成分。如果站得高一点，可以看出他们是互补的，是思维共振的。可是，由于人无不有局限性，视野开阔的学者也有未开阔的地方，他们或多或少都犯有以偏概全的毛病。
比如轰动一时的、周游过70多个国家的亨廷顿，他认为宗教、文化会引发社会冲突的观点是对的，当今正在燃烧的战火与此起彼伏的恐怖事件也证明了他的先见，可是否认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用就是错误的了，况且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再比如有些学说强调非平衡的作用，强调不平衡会自我走向平衡，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如果不分析不平衡的性质和类型，就有点助纣为虐了。没有人为的作用，单靠“自我”是很难走向平衡的。
因此，在中国新时代，重要的是建设新型的平衡观。由果追因，解决不平衡要找出不平衡的原因。
社会变迁与不平衡
自从人类与古猿分道扬镳以后，人类一直在变。晚期智人是从早期智人而来。早期智人又是从晚期猿人而来。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社会学称其为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与社会平衡是什么关系呢？怎么会有社会变迁呢？
地球是先有自然后有社会。有了社会以后，自然环境无时无刻不在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因此，不论是自然条件自身的变化，还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引起环境的变化，都会引发社会变迁。沧海变出了以桑田为劳动对象的畜收业和农业。桑田被污染了，人类就会向没有污染的地方迁移。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经济落后地区里的人也会向经济发达的地方迁徙。人们常说的“逃荒”就是经济因素带来的社会变迁。人们为了满足生存、发展、享受的需要，而重新分化、组合，会因经济地位、职业、教育水平、权力、社会声望的不同而分出不同的阶级、阶层。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斗争也会带来统治地位的变更，即社会变迁。
什么山上唱什么歌。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变化的，行为规范和思想体系是变化的。歌颂对象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迁的先声。远的不说，蒸汽机的发明带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革”掉了封建社会，“革”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电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千里江陵一日还”，加速了社会流动；以电脑、网络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信息社会，把人“一网打尽”；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处于进行时，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都有助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一种社会变迁。
当然，上面提到的亨廷顿的观点，文化的积累、传递、传播、融合和冲突也会引起社会变迁。
变化是绝对的。变是打破社会平衡，还是促成社会平衡？这取决于社会变迁的类型。
社会变迁的类型
社会变迁的变是千变万化的，令人扑朔迷离。但是如果把类型划分清楚，就可以从容对付，不会手足无措。社会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最简单的分类是按社会变迁的规模，可分为整体变迁和局部变迁。这个划分实际上也不简单。君不见世界上有些变迁的带头人，喜欢把局部夸大为整体，借以吓人。相反，一些变迁中的受损者，又往往把整体描写为局部，企图转危为安。这都是规模面前的鼠目寸光。
按社会变迁的方向，可以划分进步的社会变迁和倒退的社会变迁。其分水岭就是，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否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愿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按社会变迁的性质可以划分为进化的社会变迁和革命的社会变迁。换句话说，是量变和质变，是渐进的中断和质的飞跃与突变。如果是革命的社会变迁，就会导致全部社会系统和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组。这就类似前些年对改革是不是革命的讨论。
按人们对社会变迁参与控制的程度，可以划分为自发的社会变迁和自觉的社会变迁。自发的是带有盲目性，大哄大嗡随大流，缺乏理性认识；自觉的是人们对社会变迁的过程、方向、速度、目标和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
分类是为了区别对待。区别对待是为了正确处理平衡与不平衡。
对平衡与不平衡的比较研究
平衡与不平衡是息息相关而又截然不同的两码事。要对这两码事进行比较，劈头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孰优孰劣，谁好谁坏。
答案是：可能一样好，也可能一样坏。因为真理是具体的，是适用于一定时间、空间的理论，多向前迈出一步，真理就可能变成谬误。在平衡变成一潭死水、故步自封时，这种所谓平衡就是坏事；在不平衡酿成东倒西歪、头重脚轻、四分五裂时，这种不平衡就是天大的坏事，会导致社会解组。
因此，社会的平衡有稳定的平衡与不稳定的平衡两大类。不稳定的平衡是指建立在沙滩上的平衡，是纸糊的平衡、表面的平衡。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导致系统的破损，甚至毁灭。1989年11月罗马尼亚歌舞升平，歌总统齐奥塞斯库有功，颂总统齐奥塞斯库有德。可是1个月以后，齐奥塞斯库顷刻垮台，政权易手，被判成罪人。这就是不稳定平衡的典型例子。
稳定的平衡又可分为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两种。静态的平衡是指社会系统的结构是固定的、不变的。这种稳定多数是不好的。生命在于运动，政治生命、社会结构的生命也在于运动。再好的“陈规”也不能“墨守”。静态的平衡很容易变成抱残守缺，裹足不前。事实上，静态平衡是不存在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与其被动地动，不如主动地动。
动态的平衡是指在平衡中有变化，有微调，但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改变社会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基本关系。今天我们中国所追求的平衡就是这种动态的平衡，简称“动平衡”。上头大、下头小的陀螺之所以能立起来，是因为在转动中，是因为转得美。任何完美的社会平衡都有美中不足，需要微调。即使你认为社会平衡已经至善至美了，那么也有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需要动一动、移一移的问题。
在对平衡与不平衡作比较研究中，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相对绝对”的问题。通常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一点都不错。“五个指头不一般高”，如果一般高了，手就笨了。不论从微观还是宏观分析，不平衡都是绝对的。
问题是，不要把不平衡的绝对性当作掩盖极端不平衡的护身符，不要把不平衡的绝对性变成拒绝人们批评存在不平衡的挡箭牌。我们这种亏吃得多了。明明是严重失衡了，还要唱高调：“这是难免的”，“这是付学费”。片面运用“不平衡是绝对的”理论，搞“一天‘革’二十四个‘命’”的“不断革命论”，到头来是自毁长城。
在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情况严重时，适当提倡“要用不平衡打破旧平衡”，是必要的；在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严重时，必须大声疾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这个矛盾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前面批评有些学派“以偏概全”，其实还应当加一条批评：“各执一端。”分量不太重的长棒，如果只执一端，力点、支点合一是很难举起来的。
认为平衡与不平衡一样好或一样坏，是不是平分秋色，各打五十大板呢？答案是否定的。从宇宙大环境看，不平衡是绝对的，但从局部看，还是平衡为上。对生活在局部中的人来说，平衡是配套，是错落有致，是和谐，是有机体。平衡是相对的，但正是这相对的平衡才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氛围、手段和目的。这一点几乎是各家学说都承认的。值得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平衡，如何解决不平衡。
如何实现社会平衡
理论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平衡是为了加速实现社会平衡。如何实现社会平衡？
为了实现社会平衡，首先要充分认识社会平衡的必要性。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有着共同的利益，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有人认为，由于信息化的到来，地球在变平、变小，成为“地球村”，那么，人类更应当是命运共同体。但是，正如地球分地核、地幔和地壳三层一样，社会也在分层。
早几年在纠正“阶级斗争为纲”以后，有些人走上了另一极端，否认阶级、阶层存在。殊不知，阶级斗争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学者就提倡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之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也承认阶级存在。有阶级、阶层存在必然有阶级、阶层之间的磨擦。有磨擦就需要治理、整合。
十九大如此重视不平衡问题是有针对性的。自1992年起，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公平放在兼顾的地位，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尽管后来正面强调了“公平”，但是从未公开批评和纠正“兼顾公平”论，这样，“兼顾公平”在一些人那里仍然被作为原则来坚持，导致我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大大超过警戒线，财富基尼系数超过了危险点。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在理念上抛弃并批判“兼顾公平”论，始终以社会公平论为指导，方能形成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抓住主要矛盾就是抓住了牛鼻子。
为了实现社会平衡，要加强社会治理。社会学认为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中国过去所说的社会管理，今天所说的社会治理，类似西方学者帕森斯的“社会整合”和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可是又比他们完善。有人认为罗斯的“社会控制”理论有偏差，过于控制人的动物本性，忽略了人的社会性。中国的社会治理至少做到了“四个结合”：运用道德、习俗、信仰、礼仪、舆论手段的软引导与运用政权、法律、纪律手段的硬引导相结合，依靠外在力量的外在引导与入脑入心的内在引导相结合，奖励与惩罚相结合，多向交叉与多层联结相结合。
中国的社会治理是上下互动、彼此合作、协商，大家结成平等的伙伴关系，符合本文开头所讲的“社会”二字的初衷。今后中国的社会治理应当继续在坚持公平原则、坚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坚持保护社会弱势原则、坚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与发展原则四个方面狠下功夫。
为了实现社会平衡，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法体系。在阐述社会治理的硬引导时，必须讲到法律。社会平衡需要社会法。在推进社会平衡建设的同时，也必然会推出社会法。何谓社会法？从经济往来角度讲，侧重于劳资关系。社会法是大陆法系首先提出来的。社会法的通常定义是：国家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加强社会干预而制定的法律。社会法是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又不同于公法和私法，属第三法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续制定了几十部有关民政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方面的社会法，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很大作用。今后还可以细化再细化，可以制定更具体的社会法。
比如当今见死（将死）不救的情况屡有发生。对此，我们只有“德治”，没有“法治”。可是国外有法治。德国银行自动取款处地上躺着一位老人，两位取款人看见了未呼急救，后来老人病逝。于是法院依照有关社会法，对两位目击者罚款并拘留了好几天。
再比如，我国常有因院子里的树木长到邻居家而发生的纠纷。而有的国家法律规定篱笆高度，具体规定种树应距离篱笆多少米；果树的树冠如果长到邻居院子上空，邻居则有权采摘果实。我国最好也有这样的邻里法，而且要比国外更完善、更亲和、更充满人情味，从而增强“社区是我家”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社会有序运行。
法为序之规也。我国的社会法还要注意向弱势倾斜，多从缩小贫富差距、构建“橄榄形”社会结构上考虑，提高社会保障的层次。少一点锦上添花，多一点雪中送炭。这既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初心”，亦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特色的本质要求。
为了实现社会平衡，要努力调整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既是社会平衡的标志，也是社会平衡的产物。有了合理、匀称、有机体一般的社会结构，才可能有稳定的、持久的社会平衡。社会结构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其内容异常宽泛，如同一个蜘蛛网，上下连起来是一种结构，左右连起来又是一种结构，经济、政治、文化的内部组成、外部联系都是一种又一种的社会结构。
中国学者当前研究比较多而又有成效的是四种社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行业结构，还有阶层结构。把这四种结构归结为一，就是贫富结构，或曰阶级、阶层结构。
这里着重讲一下贫富差距过大的恶劣影响和可怕的情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共和国已分成六七个国家。为什么分裂？打出的旗号是“净化民族”，骨子里是“嫌贫仇富”。第一个从南斯拉夫分裂出去的是前南中的首富斯洛文尼亚；第二个从南斯拉夫分裂出去的是前南中的亚富克罗地亚。他们想甩开贫困地区，于是用牺牲几十万条生命的代价换来独立。后来的贫困地区也不示弱，“你要甩开我，我也不怕你”，贫困的马其顿独立了出来，贫困的科索沃也争着独立出来。这说明社会结构不合理会导致国家的分裂。
发生在2017年秋末的西班牙未遂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原因何在？说穿了，还是出在贫富差距上。加泰罗尼亚人口占西班牙全国人口的10%，经济收入占西班牙全国的20%，付出了西班牙全国逾20%的总税收项目。道理与前南的分裂如出一辙。加泰人心不平啊！这足以验证“差大分裂论”、“差大国破论”。
不仅如此，大家都知道欧盟，欧盟抱团取暖有共赢，现在还有国家想入欧盟入不进。与此同时，英国正在“脱欧”。为什么？还不是因为英国富裕嘛！为什么有国家想入欧盟入不进？因为穷哦！因为有人嫌贫啊！这能告诉我们什么？这足以验证“差大破盟论”。它告诉我们，必须遵照中共十九大精神抓紧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迅速建设出一个公正、合理、开放、和谐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平衡。
为了实现社会平衡，要努力做好社会工作。中国的社会工作遍地开花，社会工作研究、社会工作教育蓬勃发展。不过，根据十九大精神还需要强调一点：科学性。前些时候出现过一家村妇因贫困而杀子、自杀的案例。之所以走到这一地步，是因为他们当地的社会工作不科学。救助是有标准的。这家村妇的丈夫在城里打工，从人均收入看超过救助标准，不予救助，似乎有理。实际上村领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就没想到在城里打工的开支高于农村，孤立地看收入是不科学的。
还有，只看当年收入，不看家底也不科学。道理很简单，两个贫困户收入一样，一家要修房子，要添衣服、家具，日子就难过；另一家不修房子，不添衣服、家具，日子就过得去。这个案例提醒我们，要靠社会组织来科学地做好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科学性还包括社会工作者要懂心理学。有的国家心理咨询活动分好几类，其中一种叫电话咨询。电话咨询心理所公开宣布绝对不留咨询者的电话号码，如果留了，就是心理咨询师违法。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留了咨询者的电话号码，他们就不敢打电话了。他们不咨询，没人帮他们解思想疙瘩，他们就可能随心所欲地干出格的事。
国外还有很多火车站救济站，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吃早、中、晚餐。救济站工作人员不许问来者的姓名来路。救济站还公告：警察不许进门。警察明知通缉犯在救济站里面，也不许进来抓人，只能等在外边，待通缉犯吃饱出来了，方可逮捕。为什么这样做？道理跟上面一样，是心理学在指导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需要科学，社会平衡需要科学。社会平衡是一门科学，要用创新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来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生活定会更美好，幸福指数定会高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