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是提高工资与社会福利的基础，它们的关系应该是同步的，但是目前世界出现的状况是经济发展与工资和社会福利增长成不同步的发展关系，在欧美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增长趋于停滞，工资增长趋于停滞，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在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尽管经济增长快速，但是工资被压缩在最低点，与此对比，经济发展使少数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的财富呈几何级的增加，贫富不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主要的社会问题。
利润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它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反过来它又决定经济增长模式，归纳讲有三种经济增长模式，一是技术和产品创新，这将导致生产效率快速提高，由此推动利润和工资的上涨。二是过程创新，即用新方法生产老产品，这种模式往往导致工资的下降，为了增加竞争力，不得不压低生产成本，其中主要是劳动力工资。三是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的结合，如苹果公司产品创新在美国，制造和组装在中国和亚洲，这样资本就获得了两方面的利润，而对应的是美国就业的流失，中国和亚洲国家极低的劳动力工资，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拉动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而是趋于相反的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正是全球分工体系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这一改变导致产生并放大了经济发展的悖论，以至于贫富差距成为目前世界主要的社会问题。
首先，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尽管依然是全球经济中创新和推动增长的发源地，但是因为高工资，以及国内市场的饱和和利润空间的稀薄，导致公司将加工和制造迁移到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然后再将产品通过廉价的现代化运输工具返销到国内和世界其它地方，这样显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但是影响是导致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工厂的倒闭和萎缩，目前许多公司在欧美本土只保留总部和研发中心，其次，导致失业率的剧增，中产阶级每况愈下，其三，进口大于出口，欧美国家趋于成为纯粹的消费大国，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自己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少，除了农产品，军事武器和别国无法加工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它们的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进口。其四，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国2010年贸易赤字总额达到49789亿美元，其中对中国贸易赤字扩大到207亿美元，中国事实上成了美国的工厂，为美国打工。最后，欧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无力自拔。
其次，就欠发达国家来讲，由于承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自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并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但是在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推动劳动力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同步增长，这既是这些国家自身制度决定的，同时又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决定的，事实上它们的发展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否则欧美跨国公司会将制造转移到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和国家。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但是其人均收入依然处于欠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是欧美跨国公司，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离开了美国科技，中国制造无从谈起，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其状况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对此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罗格曼讲的：“这些进步的真正源头是那些铁石心肠的跨国公司和贪得无厌的企业家。虽然他们只关心如何利用廉价劳工带来的获利良机，但他们的行动无意间带来了改善大众生活的直接后果。”
最后，那么谁是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的最大得益者呢？显然是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已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所以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却一枝独秀，利润不降反升，根据统计2001年到2006年5年中，美国GDP中企业利润部分从7%上升到12%。美国苹果公司与负债累累的美国政府相比，不仅没有负债，而且账面上有463亿美元，富可敌国，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中之国，它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影响和绑架政府，左右政府的决策，进而加速财富向自己的集中。谁掌控资源，谁将决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以及财富的分配。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掌控资本和技术，一方面它们为了追逐利润，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整体经济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导致了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财富正以几何级数集中于少数跨国公司，它们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生产，70%的对外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它技术转让，在美国1%最富有的人掌控了社会财富的40%，由此正在把世界推向一个动荡和危机的时代，推向一个当公司统治世界的时代，公司已然成为世界和国家的幕后主导者和统治者。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私利和对自身幸福的追求，正是利己之心充分发挥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发展，由此使人类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如果压制和试图改变这种本性都是无益和愚蠢的，因为它只会阻止社会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其次，认为人类的利己行为和动力将带动公益和共同富裕，利己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它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人类的行为，自私自利的自由导致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资源的最有效利用。这是一个美丽的愿景，但是遗憾的是现实并不是如此，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经济增长模式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极致，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的结合一方面使资本的利润极大地放大，但是另一方面却使劳动者的利益极大地缩小，他们都成了失败者，世界正日益把人类分化成两类，其中一类人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另一类人却生活在贫困与经济没有保障的状态中，经济增长并没有推动共同的富裕，而是使人类自身日益枯竭，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这无疑是发展的悖论，对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要什么样的发展，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具持续性，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也更公平的世界呢？
作者简介：鲍盛钢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国际政治硕士
曾获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比较政治学硕士
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国际关系
现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在加拿大海外集团工作
兴趣：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
通讯地址：杭州延安路511号元通大厦631室, 3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