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还在读本科的时候，我至始至终都没有加入一个蕴涵着官僚制度的组织，只是在当初巴曙松先生所在的那个“记者团”做过一个星期的记者，而后就觉得这的确不是我自己想要的一份“兴趣和爱好”，故此毅然的诀别。随后，就主动的加入了一个刚刚起步的，由国家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主管的一个“人文与思想”类的组织。并且在里面一待就是三年。不离不弃，因为这就是我想要的。也就是说，大学本科时，除了完成自己本专业的课程和学业外，就是着手来进行人文学社的工作和《沉淀》的编辑等事宜。
二零一一年的九月，有幸来到秦晖，党国英，金雁、顾颉刚、孙本文，白奚等人的母校，攻读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在我入学的时候，远在中央某党报评论部工作的一位挚友给我建议，让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加入以下校研究生会。并且，我自己也的确很好奇于那种所谓的官僚文化。因为在之前，我非常的排斥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原先的组织内也很少会有这样的“气息”存在。不然，我经过反复的思考，在研究生会招新的那一天，我报了名，并且最终以优异的复试成绩入选校研究生会。最后，把我分配到（结合我自己的专长）《兰州大学研究生学志》中做这份学术期刊的编委。
本来，我的确是没有打算有什么过多的“参与到校研究生会中利益博弈”的漩涡中的，但是，身处这样一种环境（高度的“科层制”），所以与倪萍一样：躺着也中枪。在这其中已经呆了半个学期（将近），但是已经深感不适。朋友都说：你应该适应，而不是去反抗。无论是适应的反抗，还是反抗的适应，都几乎解决不了那份内心的不安。
二、
这个研究生会的行政体制结构就是：校团委书记——副书记——研究生会主席——常委——各个部长及副部长——干事（部员）。粗略的分可以是六个等级，每一个等级都意味着一种身份的高低和话语权的大小。一般而言，研究会主席是受命于副书记，而平日书记是很少去接触的。因为越过副书记去找书记，这样就使得副书记很没有面子，而你这个所谓的主席就不好过了。以此类推，如果干事不找你的部长而直接找常委，那么肯定也是“不把部长放在眼里”，也“吃不了兜着走”。平日里，如果有什么事情，不能直接给常委反应，一定要把想法与意见先交给部长看过之后，再上交给常委。就连你对研究生会的发展建议也需要如此，因为部长怕出现“不和谐的语句”，然后挨批评。这建议里面的用语与措辞，都需要反复的斟酌，不然也会有“麻烦事”。
在召开日常会议的时候，如果有副书记列席，或者是研究会主席列席的时候，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不是提前就是提前，这是无话可说的，因为他们都是“因为有点事，所以提前走”。作为下属的人员，全部起立，然后在他们的招手中目送这几位“显赫的人物”。如果不起立，目送，那么就是不敬。而平日里开会，除了有意识形态的渲染，譬如说“你们做这个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你们是这份杂志的开创者和元老”等等话语来“煽动”下属的积极性与对这份“工作”的认可。（也就是个人价值在这个集体中得到了认可与体现）其实，当这些政治话语冒出来之后，许多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包括研究会主席在的时候与不在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常委，部长，成员都是“两个模样与表情”——表面上和和气气，背后不知又是使什么脸色与语言攻击。人与政治的暧昧之实，就体现的淋漓尽致，至善至美，好不和谐。
三、
实话说，当初来自于那份“北京的建议”（加入研究生会），是因为他也是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中得到的那些体悟，明摆着是让我谙熟这其中的道道。而我自己，也是抱着一份去体验其中的道道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原先在那个地方接触了不少其中的道道，所以现在的这个“道道”早已明晓，只是久久不愿说出，想必很多同仁也是深有体会。
俗话说，大学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研究生会怎么不是中国官僚体制的缩影呢？《南方周末》曾经刊发过一文，其主旨大约就是“学生会是腐败的预演场”。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官僚文化的传递性与同化性。当你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难以晋升，当你晋升到所谓的领导后你也就被同化的差不多了，你也就会学来的这套“官僚文化”去继续同化和要求新成员。这种恶性循环的逻辑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了，只是我们还需要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肃清与追问：是不是越是欠发达的地方，越贫困的地方，这种官僚文化就越浓厚。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有过提及，因为两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兰州大学）所处的地方不一样，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也不一样，接触的外部世界（比如对“民主”等认同感）也不一样。虽然有网络，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当地的“思想观念之落后”的体现之处。其中，官僚文化的浓厚与否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既然如此，也只能说去继续寻找一个适合心灵安居的地方，特别是有一个与你的价值观念，习性，及适合你的一个地方去发展与追求。当然，再怎么逃也逃不出“体制”。只是这种文化能弱点（建设“文化强国”应该改为“建设官僚文化强国”），那么就是最理想的“心灵居住地”了。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作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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