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是“改革陷阱”或者说是“转型陷阱”。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

随着中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各方面开始突然关注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不同专家、不同的研究报告有不同的结论。悲观者认为中国已经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并且列举了相当多严峻的问题；乐观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中等收入阶段”，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把视野拓展到世界范畴，拓展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就可以看到，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而是改革停滞与倒退的风险，是“改革陷阱”或者说是“转型陷阱”。

第一，中国的问题不能仅从发展角度来看，更要从体制角度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主要还是发展的角度，比如人们常说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美元，就进入到矛盾与问题的突发期，但这个说法并不尽然，中等收入阶段与矛盾突发期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转轨大国，仅从发展角度来分析中国，恐怕并不全面。“改革陷阱”则主要从体制角度来分析问题。一个国家是否处于矛盾突发期，关键在于这个阶段的体制是否适应了发展的需求，如果不适应，就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推进相关的改革。如果这个国家或者地区缺乏动力推进改革，改革停滞不前，必然会积累矛盾与问题。因此，用“改革陷阱”比“中等收入陷阱”更能揭示为何一国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突然失去发展的动力。

第二，中国始终面临着“成长陷阱”。即便从发展的角度看，“中等收入陷阱”也并不全面。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和挑战，解决不好，就有可能掉入陷阱中，经济增长会长期低迷甚至倒退，社会矛盾积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人均GDP长期徘徊，社会温饱问题长期难以解决。这实质是一种“低收入陷阱”。同样，假设我们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也并不必然万事大吉。在高收入阶段，如果体制僵化，同样有可能出现“高收入陷阱”。例如，日本在高收入阶段中，由于政策失误、体制僵化、改革乏力，结果陷入“高收入陷阱”中，失去了宝贵的十年。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讨论“中等收入陷阱”，不如讨论“成长陷阱”，亦即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哪些陷阱。

第三，中国当前的主要挑战不是增长动力缺乏的问题，而是改革停滞的风险，是改革困境难以打破的风险。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在内的“成长陷阱”，实质是体制改革不到位的陷阱。换言之，要跳出这些陷阱，只有通过改革打破僵化的、不适应特定发展阶段的体制。回顾过去，在中国陷入长达30年的“低收入陷阱”时，是什么使中国从中跳出来？不是资源禀赋的优化，也不是人的觉悟和意识，而是改革开放，是小平同志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家的胆略果断推进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跳出“低收入陷阱”，在短短的几年间就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经过30年发展，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确实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是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吗？不是。中国增长潜力巨大，这一点为全世界所公认。亚行的估计是，中国2010—2020年可以达到8%的年平均增长，2020—2030年可以达到6%的年平均增长。我们自己的估计是，中国的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至少还有10—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这可以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保持每年8%左右的增长提供重要支撑。那么，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陷入困境中难以取得有效突破，由此难以根除旧有体制积累的弊端，难以预防转轨进程中产生的新弊端。进一步而言，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改革能否推进，体制能否进一步完善，制度红利能否继续保持并且不断扩大。也就是说，“中等收入陷阱”也好，“成长陷阱”也好，在中国主要是“改革陷入困境”的陷阱，或者叫“转型陷阱”。近几年，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有所亮点，但中国改革总体上处于困境之中，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久议不决，决而难行，行而难破。如果这个趋势再不打破，恐怕中国面临的“成长陷阱”风险将会急剧放大。

第四，中国迫切需要主动改革。如果说过去30年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储量不足、信息不足的话，那么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问题。既得利益成为掣肘改革的根本原因。推进主动改革，关键就是要抓住利益掣肘这个牛鼻子。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有一个超脱利益的协调机制，站在全局角度进行改革，统筹规划，协调推进，监督实施，由此真正打破利益束缚。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面临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从改革角度看，“成长陷阱”实质是“改革陷阱”。那么，出路就在于改革，在于通过顶层设计实现改革的突破，唯此才能有效避开不同阶段的“成长陷阱”，实现中国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