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克拉默教授系哈佛大学冷战研究项目主任，戴维斯俄罗斯及欧亚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and Eurasian Studies）的资深管理人员。他在哈佛大学讲授国际政治和比较政治学，并且是耶鲁大学、布朗大学和丹麦Aarhus大学客座教授。曾获得过哈佛大学学院奖学金和牛津大学罗德斯奖学金，是一系列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顾问，包括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

2008年底到今天，西方经济危机愈演愈烈，整个世界被渐次席卷其中，国际格局随之发生变化，手机、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等新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曾被学界和媒体、公众所接受的“文化冲突论”“历史终结论”都正在被重新评估。

可以说，三年时间，世界已经不同。当危机到来，身处其中的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世界会走向何处？人类是否会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而作为中国人，我们同样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在世界性危机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如何才能成为世界建设中真正重要的一环？

欧债危机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世界。人们很关心这样的问题：与上世纪初那次危机相比，两次经济危机有什么异同？欧债危机会根本上改变目前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

实际上，现在欧元区所发生的危机虽然无疑引发了全球经济的不稳定，但是谈不上能和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欧元区可能崩溃

欧债危机根本性原因在于欧元区结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欧元区本身的设想在于用统一的货币促进联盟内各国的贸易并大量降低各种交易成本。其实对于这个目标，欧元倒是完成了其使命，但是问题在于，欧盟内各国依然完全保留了控制自己独立经济政策的权力。因此许多欧元区政府，特别是希腊，在控制债务额度方面没有达到欧盟会员国应有的标准。

在早些年投资者们蜂拥而至以较低价格购入这些国家的长期国债时，被积累起来的债务还没有露出獠牙，但是从过去两年开始，这些投资者（其实他们在2008-2009的房地产危机后已成惊弓之鸟）突然不再对除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长期国债保有信心。结果，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必须忍受他们的国债处于一种垃圾价格水平。希腊已经发生了事实上的违约（因为投资者被迫承担50%的损失），这也加剧了对其他欧元区政府债券稳定性的担忧。

所以正是投资者在加剧而不是降低这种压力，而如果德国不愿意承担为其他欧盟成员减债的责任，欧元区可能会分崩离析。

我感觉欧债危机可能会导致欧元区实质性的分裂和削弱，并从而引发全球经济的长远性衰退。但也可能导致欧盟发生重要的重建，即迫使会员政府放弃控制自己国民经济的权力，而让德国或者法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进行整体管理。从政治上这种比较极端的做法是不太可能被接受的（不过我个人倒是对此表示欢迎），所以我们因此可能会看到欧元区的最终崩溃，这是我非常遗憾的。

那么，面对危机，我们对未来还能保持乐观态度吗？

不妨从福山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谈起。福山在他发表于1989年的文章和之后的书中孕育了自己基于被法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科热夫（Alexandre Kojève）修订过的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念”。这种观念在经过和不同世界观的斗争后，得出了一个综合性论点，即这些对立和矛盾会在历史终结时产生一个最终观念。

在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种种关于如何构建世界的理论争议后，福山相信民主自由主义已经赢得了和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竞争。他因此总结历史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终结”了，无疑自由民主制度将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福山其实没有说所有政府都会变成民主的，或者世界将不再有什么问题。他只是简单认为民主自由是一个得到普遍肯定的，被渴望的政治目标。

而我们正目睹的所谓“阿拉伯变革”，至少在开始阶段，证明了福山的理论。尽管在当中的群众运动呈现出了多样性的诉求，但是驱动运动的一大力量则是对独裁的反感和建立尊重公民自由的民主制度的希望。在过去，许多学者认为中东特有的独裁或者威权传统是对福山理论的一种反动，但是现在出现在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则又是对福山理论的一次新印证。

即使如我预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在动荡后不能真正实现民主而依然遭遇相对威权的统治，这种印证依然是明确和有力的。

其实，对福山理论的最大挑战恰恰来自中国，尽管中国在过去30年取得了令人惊奇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其他领域并未相应变化。过去学者们相信，长期的经济繁荣伴随着社会转型。韩国、智利、台湾地区的最终民主转型都证明了这点。但是中国似乎跨越了挑战。

在社会基本制度未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依然创造了经济奇迹，取得了持续22年的高增长。中国是一个大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所以那里发生的经济繁荣与威权共存的事实形成了对福山理论的一个明确挑战。

伊斯兰世界不是民主对立面

提到福山，就不能不提到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我并不认为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对立者，所以我也没有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视作对福山理论的挑战。原因相对简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之外没有市场。没有其他国家的主流会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虽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会继续在一些国家掌权，但这并非基于对他们理论的普遍认可和支持。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了强力乃至暴力手段去支持他们的目标（比如伊朗和阿富汗塔利班）。

实际上，萨缪尔•亨廷顿（如福山一般）的理论经常被误解。亨廷顿并没有认为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他仅仅是简单“警告”，冲突可能会发生，除非西方领导人仔细去回避。我并不同意亨廷顿关于文明的定义，但是他确实正确指出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和民族主义是改变国际体系的一种主要动力。

在美国，奥巴马总统在一个糟糕的时候，在国家正处于萧条的剧痛中和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当中入主白宫。之后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有所好转，但对大部分美国公民来说远远不够。美国经济有复苏但是增长依然过于缓慢，失业率依然高企。这导致奥巴马总统能否实现连任变得非常微妙。于是，所谓“改变”，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就变成一件虚无缥缈的事了。

我个人对占领华尔街的看法是非常负面的。这些示威不过是很典型的那种当年轻人们感到自己的人生被桎梏后而导致的青年运动的循环。尽管美国的年轻人实际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优越的一群人，他们依然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的对待。他们相信生活应该变得更加简单轻松，结果当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工作以克服一些障碍的时候，他们就愤怒地走向街头。

我很确定这种循环会很快偃旗息鼓。示威者们实在没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他们只纯粹停留在批判阶段。

最近一些哈佛大学的学生宣称他们不再选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Mankiw）的课程，他们认为哈佛长期的保守主义教育导致了现在的经济危机。可幸运的是，我的同事曼昆现在依然是哈佛最受欢迎的教授，而学生也依然踊跃地去选他的课。

曼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经济学家，在学术和政府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并且他也非常关爱自己的学生。确实有一些学生表示他们不再会选曼昆教授的课，但是他们只是很少一部分。

俄罗斯依然不可忽视

自现代以来，俄罗斯一直都是国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在苏联解体后，其曾短暂地“消失”过。

总的来说，和苏联相比，俄罗斯显得没那么重要，但因为世界第一的广袤国土、庞大的核武器库和丰富的能源资源，其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俄罗斯是欧洲的主要石油供应者，也正在增加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石油出口。而石油，可能正是俄罗斯的未来命门。

比如重要的国营天然气垄断集团Gazprom主要生产的是非液化天然气，由此严重依赖造价高昂的输气管道。但是页岩气（shalegas）的出现将严重削弱俄罗斯在全球天然气市场的优势地位。而油页岩（shaleoil）的出现也会构成对俄罗斯石油的残酷竞争。某些预测认为，美国会在下一个10年取代俄罗斯和沙特的世界主要石油供应者的位置。

当然了，至少在接下来的10年，俄罗斯依然会因为它的能源储量而保持重要的地位。

俄罗斯的人口下降，它缺乏效率的经济、普遍性的腐败和在普京统治下的回归专制，都将威胁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但即使这些最糟糕的情况都发生了，俄罗斯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国家。

中国的崛起将会在未来严重冲击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当我和俄罗斯人接触的时候，发现他们都将中国视为一个未来的对手而不是一个对抗西方统治的盟友。中国和俄罗斯需要好好在未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避免增加重复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可能性。

而在那些已经加入了北约和欧盟的前华约国家中，冷战的结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而确实的好处。诚然许多过去的问题依然继续存在，但是它们总体上确实比1989年以前过得更好了。这些是能够被事实所证明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的。

在现在欧债危机正动摇欧盟的基础的时候，一个问题正在困扰某些人，那就是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共同体的梦想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未来民族国家是否依然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可实际上，关于世界政府和人类共同体的空谈一直都是空中楼阁（或者说无稽之谈）。过去20年发生的一切事件都不能让我认可世界可以通过全球化形成一个人类共同体。从世界政治出发，全球化并没有为国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形式的事实画上句号。

自1648年民族国家的理论出现以来，360年过去了，民族国家的体系依然稳固，我并不认为在我的有生之年，甚至我孩子的有生之年能在这方面看到什么变化。

中国模式在向世界提问

此外，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给全世界提出了问题。

如我所说，直到最近学者们还是认为经济繁荣和某些政治制度在长期是有矛盾的。中国的例子引发了关于这个理论的严肃反思。在中国经济高速运行了22年并没有降温的迹象。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统治者们从此都以中国为例子来支持他们维持其制度的需要。

幸运的是，中国在过去数百年都在东亚世界扮演着理性和建设的角色。在1979年和越南发生一场战争以后，中国不再寻求和任何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我希望中国能够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这种建设性。而台湾也可以保持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的另一种模式。

同时，我仅仅希望，中国能够继续用理性手段处理所有的国内国际事务。来源: 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