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望工程黑幕”风波
在中国，恐怕无人不知希望工程，那是1989年从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卸职的徐永光亲自发起的，旨在救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的慈善事业。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徐永光的运作能力，1990年9月5日，邓小平亲自为“希望工程”题名。1991年一个大眼睛小女孩被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解海龙到金寨县采访拍摄希望工程时摄入镜头。这幅画面为一个手握铅笔头、两只直视前方对求知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小女孩、题为“我要上学”的照片发表后，很快被国内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成为中国希望工程的宣传标志。可以毫不过分的说，希望工程是整个中国，1949年之后最成功的公益项目。
但是就像就像希望工程本身一样，“希望工程黑幕”也一样家喻户晓。“黑幕”是由南方周末著名记者方进玉揭发的。当时他在2002年12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叫《希望工程的希望在哪里？－－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和思考》的文章。还透露在此之前他写成了《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一文，这两篇文章，准备在2002年3月21日用四个版的篇幅在《南方周末》刊登，文章直指徐永光个人一意孤行，利用善款，做违规投资，还把善款转到个人名下炒股，并有中饱私囊的嫌疑。方进玉的揭发主要来自于希望工程内部财务人员柳杨。而20日晚上，报社忽然接到有关部门紧急通知：“各新闻单位对希望工程的所谓问题，一律不得报道。”尽管徐永光否认《南方周末》那次被撤稿封杀，和他有关，但这毕竟说明背后有某种力量在干预。
方进玉是一位非常有职业声望的记者，有良好的职业形象，而且毫无疑问是一个正派的人，南方周末又是在当时很有社会影响力的媒体，报道被封杀很大程度上应证了方进玉的指控是真实的。再加上杨柳后来又不幸得癌症去世，几件事凑在一起，给社会的印象好像是，徐永光把人家害死了。这样从已有的报道和舆论来看，毫无疑问，徐永光是一个坏人，简直是邪恶，希望工程的问题非常大。当时的徐永光可以说是世人皆曰可杀，徐永光罪恶滔天却逍遥法外，显然是因为上面有人罩着，所以即使十年过去了，这桩公案依然是中国公益史上一桩悬而未决之案。
二、我和徐永光、方进玉的交往
在当了记者以后，特别是在《南风窗》工作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些公益界的活动。在2005年3月初，两会前的一次论坛上看到徐永光在台上发言。我很吃惊，他明明是个众所周知的坏人啊，为什么能够在北京的一个公开论坛讨论问题并发言呢？而且我观察到活动的主办方，也是一个公益组织，对徐永光是非常尊重和认可的。为什么这个“公益圈子”对徐永光的态度和他在社会上的形象完全不相符呢。让我产生了好奇。
在会议中间茶歇的时候我过去跟徐永光打招呼。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也很坦然地收下了。我说我好像看过一些关于您报道，对你有很大争议啊。他说，对我的争议多了去了。我说您能不能跟找个时间跟我交流一下，咱把这事儿谈一谈。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迟疑地说，没问题啊，你跟我约吧。他也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有他手机号。
这大大出乎我意料，而且更让我奇怪了。徐永光在大家心目中明明是个坏人啊，而且方进玉还因为关于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报道而遭到了迫害，提前退休下岗了。如果此事属实，那就说明：第一，徐永光和希望工程背景很深后台很硬，谁揭发他们，他们就迫害谁，就像方进玉说的“人们都知道，在当代中国，揭发徐永光这样的‘光环人物’，必定要冒生命危险”；第二，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确实有鬼。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徐永光又为什么会非常大方地接受我的采访呢？
所以我立刻就向《南风窗》编辑部讲了这件事，并向很多学术界媒体界的朋友征询意见。大家的反应都是：别粘这事儿。一种态度是，这事儿永远都搞不清楚，以后也别讲了。讲这话的人甚至是北京某大学专门研究公益组织的教授。另一种态度是让我别趟这浑水。这种态度隐含着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的背景很强，如果你作出不利于他们的报道，你的人身安全就可能得不到保证。他们是出于对我的爱护，让我别碰这事儿。第二种意思是他们的手段比较厉害，如果你要做这个调查，徐永光可能要拉你下水。你作为一个年轻记者，碰到这种事儿说不定会抗拒不了诱惑，被腐蚀掉。这更激起我的好奇，徐永光真有这么邪恶么？而且我自信自己是个有骨气的人，也不至于那么容易被腐蚀吧，我倒是很想看看徐永光会怎么腐蚀我？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可能的结果就会有两种。一种结果是我采访过后发现他确实有问题，但因为他有背景，我批评他的文章发不出来，而一旦发表出来，我就会得到像方进玉一样的下场。第二种结果是我调查完后发现徐永光和希望工程没问题，但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既然媒体界同仁都是这样一个态度，我又去搜索了一下网上的言论，基本是一边倒地在骂徐永光和希望工程。我就想知道大家都在骂这个人，而这个人又表现地这么坦荡，那到底他是真的有问题呢，还是社会对他有误解。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哪怕一个人是大坏蛋，十恶不赦，社会最起码要给他一个完完整整地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否则就太残酷了，甚至在我看来是最残酷的事。
于是3月底的一天下午，我和徐永光约定了见面。关于约在什么地方，徐永光表现得很随意，说我家旁边就有一个茶馆，我们在那里见个面，好好谈一谈。而且当他从他家走出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所住的那个小区在北京属于比较中档的小区，他家也不是什么豪华别墅。这与别人对他的描述不太一样。如果他真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在希望工程一开始就贪污得很厉害，那他应该非常有钱，不至于过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生活。
采访还未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他会交代不能录音或谈话不能发表之类的事情，但在采访开始之后，徐永光从头到尾都没表示说什么问题不能问，不能讲。他的回答也让我感觉是诚恳的，没有闪烁其词。特别是我注意到徐永光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可以和你对视的。采访做多了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人的神色表情其实是很难掩饰其内心活动的。所以我做电视记者和主持人的时候，在采访时无论如何都要拍到采访对象正面的面部特写，甚至包括他无意识时的小动作。在一个人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问他问题，他的第一反应以及眼神、表情，最能反映他心里有没有鬼。一定程度上讲，面对面的采访是有测谎功能的。我问了徐永光很多问题，包括所谓有的投资血本无归的事，他都回答得很坦荡。所有问题他都认真地作了解释，甚至包括他离婚的情况。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徐永光问我，写完了文章，能不能给他看一看，以免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我说我写文章从来是文责自负的，他也没有坚持什么。
有时候一个客观的事情，看的角度不一样，结果就可能会完全不同。比如说对徐争议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将希望工程的资金投资给一个他的浙江老乡，最后没有收回来。徐永光是温州人，大家知道温州人做生意很厉害，他们的圈子也都是以商业为主要目的的群体。就有人怀疑徐永光把善款投给老乡做生意，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他的回答很坦荡，他说第一，那人是宁波人，我是温州人，两个地方差得远了，在温州人的概念里根本不能算老乡，而且我过去跟他也不熟悉；第二，作为投资者，如果我当时觉得这个项目很好，我就投给他，这是出于公心。后来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通过法律程序跟他打官司，以尽量减少投资的损失。如果我贪污受贿，心里有鬼，我怎么可能理直气壮地跟他打官司，告他去呢？这个解释在我看来，至少是讲得通的，可以自圆其说的。与此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像种樱桃这样的项目，他也一一解释。
而有意思的是，徐永光在跟我面对面交流的时候每一个问题都能回应，而在当时的公共媒体上，却没有看到任何一次报道是关于徐永光如何完整得为自己辩解的。这相当于媒体对徐永光进行了一次缺席审判。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做新闻报道，最讲究的是要有平衡的信息来源，所以我问他说方进玉有没有要采访过你。徐永光显得非常委屈，说方进玉只是听信了易晓和柳杨的一面之词，从来没给我任何一个辩解的机会。
我又联系方进玉。他对此事有自己看法，而且还是认为徐永光就是坏人，是贪污分子。我问为何当时没采访徐永光，他说他派了另一个记者去采访。我又联系他所讲的那个记者有没有去采访徐永光，那个记者说没有。我就没有继续追究下去，也许是中间存在误会，但即使没有这个误会，相对来说我能理解方进玉的选择。因为在中国新闻界，特别是在方进玉的时代，新闻审查制度和行政权力干涉是一股很大的干扰力量。我们做记者的最担心的是当你为了某件事，费了很大的精力采访，终于把它搞清楚了以后，稿子却不能发表。为什么呢？因为在采访完甲方，再采访乙方的时候，这一方就去攻关，找你上面的领导或领导的领导，使得稿子发不出来。所以在这种高压情况下，有的时候中国的新闻报道不能完全适应西方新闻理念所讲的对等采访的原则。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次这样的情况。这样就会导致一些新闻报道不够客观中立。这会导致新闻操作上的缺憾，比如刘宾雁前辈的《人妖之间》，虽然他批评的人可能确实很坏，但现在看来那个报道简直太片面了，把一个人从道德上、作为上各方面完全丑化，却没有给这人一个完整地给自己辩护的机会。
所以我在做记者的时候，包括我在中央电视台做出镜记者的时候，为了既保证新闻的信息平衡，又避免片子被“攻关”，最后播不出来，一般都不敢一开始就去接触负面的采访对象。往往是在这个片子的制作过程中先掌握负面新闻的充分证据，在最后临近播出之前再去接触政府官员或被负面揭发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方没有充分的时间做公关，以使得报道能顺利的发出来，同时又给他一个充分解释的机会。当然，如果他自己放弃就另说了。在方进玉的时代，徐永光是原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大家看来是有深厚政治资源和背景的人，所以我更加可以理解方在当时会有这种担心，害怕如果采访了徐永光，这篇报道就不能顺利发表。所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为什么到后来一直也都没有其它媒体去采访徐永光从而给他一个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呢？我觉得除了客观原因外，有些记者缺乏求真的精神，也是原因之一。而我自己的性格中有一种热情，我觉得一件事一定要真正地刨根问底地搞清楚，否则就对不住自己，没法交代。于是我就做作了这样一次报道，当时全文发表在2005年第11期《南风窗》上。很多媒体人看过我的文章之后都觉得我的文章写得比较客观中立。徐永光还是方进玉两方面都表示他们对这篇文章并不喜欢但是可以接受。
在05年文章发表之后，我曾经问徐永光想不想和方进玉见面，做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他的第一反应是很警惕，不情愿，并说方进玉是无良记者，不够客观中立，而且怀疑他是被别人指使来丑化抹黑他。然后他又想想说其实见面也可以，但条件是这个见面会必须由你来组织，并做主持人，而且有其他人旁观，这样才可以，否则方进玉又要断章取义来污蔑我。于是我又联系方进玉，说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徐永光表示愿意见你，你愿不愿意见他。方进玉说不想见。我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不想见，这人是坏人，非常坏，而且很有背景，所以我不要见他。我向他解释至少从我跟徐永光接触来看，没感觉出他是吃人的老虎。但方进玉仍是不愿意。
在采访过程中，我觉得无论是方进玉还是徐永光，都是值得我尊敬的人。方进玉是我在新闻界的前辈，他的这种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职业使命感使我产生对他的亲近感和尊重感是顺理成章的。而对徐永光，至少我非常欣赏他这种坦荡、自信地性格。在以往的采访中，很多人都处在一种猥琐的、不敢与你对视的、心里有鬼的状态，而他是一个坦荡的人，并且对自己的道德有自信。中国号称做慈善太多了，但到底干了什么没人知道。而我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许多希望工程援建的货真价实的学校，这说明希望工程是用真金白银干了一些有公德的事情，这也令我很是尊敬。我想既然两个人都是令我欣赏的人，他们应该不会是在原则上有大的分歧。但他们之间仇怨这么深，那就说明两人之间一定存在什么误会。所以我才想给他俩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能面对面地澄清误会，而方进玉不接受。
此后我还做了一次努力，我给江艺萍大姐打电话，请她出面。江大姐是南方周末前主编，也是方进玉非常信任的人。而且江大姐对我也非常信任。我跟江大姐说，以我对方进玉和徐永光的了解，他们之间一定存在误会。目前徐永光愿意见面，澄清误会，但方进玉还是不答应。能不能请您出面，做一个中间人。我们哪怕以吃一顿饭的形式，来把事情摊开讲清楚。江老师非常热心，说没问题，我来跟老方联系。过了一段时间，江老师说我跟老方讲过了，但他非常固执，就是不愿意，我也没有办法。这样这个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不过我在05年《南风窗》上的那篇文章“‘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中，特别提到“笔者甚至想到，方进玉和徐永光也许会有坐在一起澄清误会，感叹‘不打不相识’的一天。”
就在2005年，在舆论风浪中的徐永光淡出青基会调到中华慈善总会做副会长，11个月后辞职，转投民间公益，到了南都基金会。
三、一次流产的公共辩论
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没再提起这件事，但对他俩的关注却一直没有断过。每次见到南周的人我还常问，方进玉最近怎么样啊，他们说我们也不太了解他在干什么。而徐永光在北京的公益圈里非常活跃，恰好我后来也参与了很多公益事业，于是跟他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流，特别在打工子弟问题上。我在零七年左右开始关注北京的打工子弟政策，几乎同时徐永光创办了南都公益基金会，重点服务于打工子弟。更多的接触让我觉得这人是一个值得尊重并且可以作为兄长和朋友的人。据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刘洲鸿跟我说，回过头来看以前的文章，我写的《“青基会事件”的教训和收获》算是最全面客观的。尽管这篇文章没有完全站在徐永光的立场上，而且也对他提出了批评意见，但的确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所以后来只要网上有人问徐永光不是坏人吗，怎么做你们基金会的秘书长啊？基金会的人就把我文章拿去给他们看，觉得这样有说服力。
方进玉对徐永光的报道，是中国媒体第一次非常系统深入地揭发公益组织内的黑幕，也是里程碑式的报道，而方进玉和徐永光无疑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并且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公众记忆存储，他们的事不断地被人提起。后来出了郭美美事件，大家就又把他俩的事情一遍遍旧事重提。在这过程中徐永光觉得受了很大委屈。
一一年的八月下旬，一个机会又让我再次牵起了他俩的线。20日，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律师浦志强，在网上抨击徐永光，大意说这家伙早该法办，但至今仍逍遥法外，天理难容。在我看来社会对徐永光有很多偏见，而且有的偏见要澄清是非常困难的。有的人骂徐永光，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跟他有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但我已经把文章写得很清楚了，如果看了我的文章还是对徐永光有片面的认识，那恐怕有问题了。所以我就在微博上开玩笑似的回了浦志强一个帖子说，如果要审判的话，就让他俩公开对话，让你这个律师作为公诉人代表来审判徐永光，让大家旁观。我本来是想调侃浦志强，结果他在网上跟我吵了起来，导致了很多网友的围观。网友们有的说我有理，有的说他有理，莫衷一是。
我觉得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能把事情摆上台面讲明白的机会。当年的纽伦堡审判，哪怕是对十恶不赦的战犯，都要给他们请优秀的律师，让他们能充分为自己辩解。哪怕是再坏的人，也要给个机会，让他把他道理讲出来，在充分表达后再让陪审团裁定他是否有罪。而现在中国社会里甚至有些法律工作者都缺乏这样的意识，认为不能给坏人狡辩的机会。我觉得这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也不理性，甚至是低估了整个社会的判断力和理性。大家不要以为撒谎是很简单的事情。特别是以我做记者的经验来看，当一个人在面对质询和追问，而且特别在被摄像机的镜头对准的时候，撒谎不被人识破是非常难的。所以我坚持认为大家不应该在网上不给人辩解的机会，好像网上有一万人骂徐永光一个人，他就一定是坏人了，这让徐永光百口莫辩。骂徐永光的人应该认真列举出对他到底有哪些质疑，他到底有什么罪。浦志强作为专业律师和意见领袖，做公诉人来起诉徐永光，并允许他公开辩解，最后让“陪审团”做决定。陪审团可以是全部网民或是公众。这样再得出结论，徐永光到底是有罪呢，还是他在当时的选择是值得理解的。
我在网上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后，8月24号，微博上突然有一个人关注了我，这个人取的名字就叫退休的方进玉，还跟我打招呼说，你好啊。我当时很惊奇，就赶快回复说是不是方老哥，他说就是我。我知道他肯定是看了我和浦志强的争论，就趁热打铁说，现在和徐永光做一次正式的对质好不好。方进玉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老撺掇我和徐永光交流。我坦诚地说，不管您同意不同意，我确实觉得徐永光不是坏人，我觉得你们之间存在误会，既然你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搞清楚这件事，应该见一见。结果方进玉就答复说我没问题，就怕徐永光不敢。这个态度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于是我就向徐永光转达了这个消息，徐永光说我也愿意交流交流。态度很积极。
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本来的意思是做一个私下的交流，比如我约两位老兄一起吃个饭，不需要很多人旁观，只是几个当事人澄清误会。结果徐永光同意见面这件事让方进玉觉得挺出乎意料，就又补充说见面可以，但是我必须带几个记者旁观，并全程录像，以后准备公布，否则徐永光会曲解我的意思。我又将这番话转给徐永光，他又受到了刺激，说，方进玉叫记者，没问题，但我也要叫记者，不然这就成了对你的一边倒，我干脆要求全程公开，网络直播，省得你断章取义。
就这样，我无意中成了这场带有激将法色彩的公开辩论的发起人。于是我就把这个消息在微博上透露出来了：方进玉和徐永光决定面对面对话，公开辩论，欢迎围观。这个事情马上就轰动了，大家就像要观看武士决斗一样，全兴奋了起来。不想这又出乎方进玉的意料，说这搞得也太大了。我说老哥这不能怪我啊，是你要求带记者，才把徐永光逼急了，要求干脆公开，你要这时候退，也没理由啊。他说好吧，那我只有硬头皮上了，我要精心准备。据我所知无论是方进玉还是徐永光对这场辩论都是志在必得的，而且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甚至发言稿都反复推敲润色。
活动的整个准备过程相当艰辛，包括都有哪些人参加，谁来做陪审团等等。尤其是对于场地安排，中间改了七八次，找到让双方都满意的场地非常不容易。我曾经跟一个大学联系，但对方说这样的事儿一是不大好，二是不宜高调，所以拒绝提供场地。还有人说愿意提供场地，但会议室只能容纳二十人，而双方约的记者就已达到三四十人，所以不合适。我还曾经一度联系到南方周末，他们愿意提供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的会议室。可方进玉又提出说，这样显得徐永光是客场作战，不行，即使在团中央辩论都行，他就是不想占主场优势。我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将场地选定在东城区图书馆，不仅地方显得中立，而且适合讨论。
关于辩论的规则也讨论了很久。方进玉说讨论时必须由他来进行质询，可以有人旁观，但不能打断他说话；只能他提问题，徐永光回答，而且徐永光每次发言不能超过十分钟，若超过时间或跑题他来打断徐。我说这样不符合公平辩论的规则。辩论应该是双方平等发言，由主持人掌握时间，这样比较公平。方进玉也就接受了。徐永光又说凭什么光方进玉来质问我？我还要质问他呢，你也要给我质问他的机会。我想既然这样，那就采用林肯－道格拉斯赛制。林肯－道格拉斯赛制脱胎于1858年夏天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中，候选人民主党籍的现任参议员史蒂文•道格拉斯和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籍的亚伯拉罕•林肯之间的著名辩论。主要特点是保证双方都完整充分的陈述。这样双方能对等地把问题讨论清楚，最后由公众决定谁有道理。规则就这么决定了。
然而就在辩论开始的前些天，方进玉突然发信息给我说，不行，你对徐永光有偏向，不适合担任主持人。我说，老哥啊，我怎么就有偏向了？他说你在我面前坚持说徐永光是好人，所以由浦志强担任主持人比较合适。我解释说，那样徐永光也不会答应啊，浦志强一上来就要法办徐永光，不是更不客观么。而且我已经邀请浦志强和你一起来质询徐永光了，怎么能让他同时当主持人呢？只有我担任主持人才行。进一步讲，我在你面前说徐永光不是坏人你就说我不客观，但是我在徐永光面前我也说你不是坏人，不信你问徐，那这是不是也算不客观呢？这样方进玉才无话可说了。谁料最后方进玉又说不行，建议来一个双主持人制，说要让我和浦志强两个人主持，这样才公平。我说这不扯淡嘛，哪有辩论赛是两个主持人的，两个主持人到底谁说话啊，你也别把我不当根葱啊，要不然别搞算了，我也嫌烦了。最后老方说行吧，我多虑了，还是你主持吧。这才算最终确定下来。方进玉还怪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啊，当年我就不想接受采访，你非要采访我，搞得我没办法，现在你又逼我。”我说“不固执怎么当‘公知’啊，我又不是那种人云亦云之辈，再说要比固执，我也比不上老哥你啊。”
结果最后，在活动开始前两天，从某方面传来消息，有一个地位比较高的领导，给一些相关方打电话，要求取消活动，没说这个活动有什么错，就是说这个活动在这个时机搞不好。考虑到给各方面带来的不便和风险，这次活动就这样非常遗憾的被取消了。
后来我问徐永光，取消这次活动对这些领导有什么好处呢？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而且把它公开地谈清楚对大家都有好处啊。这样一个公开的辩论，不仅能让大家明辨是非，也可以让整个中国公益界认清楚这个行业的道德边界在哪里。这种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做呢？他说他也很难过。方进玉也觉得很遗憾，因为他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的。不过徐永光说，也许这个时机还不成熟，他还是希望以后能有一次和方进玉哪怕范围小一些的面对面交流。方进玉通过这次打交道，我察觉到他对徐永光的态度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原来他提到徐永光都很不客气，这次他也跟我说“老徐”如何如何，这也传达了一定善意。这也印证了我的信念，如果大家足够的胸怀坦荡，把问题摊到桌面上，即使针锋相对，也能够通向更多的理解和共识。
后来我在网上见到香港中文大学陈建民教授对此事有一个点评，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最为精当的点评。他说：“有些人害怕的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的真相，而是我们这样一种追求真相的方式。”有了这种真正符合公民社会和现代法治理念的方式以后，大家再遇到任何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就都可以当面对质，并向公众直接发布，同时在网络和微博上直播。这种方式是有些人受不了的。这也是我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遗憾。但我觉得，迟早中国会走到这么一天，会接受这种方式，并且觉得这是探讨真相最好的方式。
无论如何，这次流产的公共辩论是中国公益行业，乃至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一次里程碑性事件，中国政治传统中有太多的台下交易，暗箱操作，当面一团和气，背后各下毒手，像毛泽东对付彭德怀，刘少奇，当面都客客气气，甚至还嘘寒问暖，说你要多读书注意休息啊，背后把人折磨得要死。而那些政治文明的国家，奥巴马和希拉里，要竞争就公开出来辩论一场，让大家看看支持谁？中国政治的不健康气氛也毒化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当年像鲁迅这样的文化人，从来没有一次和他的争论对手面对面的坦诚交流，隔空喊话的攻击却非常阴损。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更近一步，有些网络意见领袖还爱裹挟一大批粉丝，施展话语暴力，占据道德制高点，不给对手辩解机会。这些习气都毒害社会上年轻人的心灵。所以我有一条座右铭是“若辩解不自由，则批判无意义”。
这次难得有这样众缘和合，二位有行业地位的人物，愿意以光明磊落的方式面对面澄清是非，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都是第一次。能走到这一步，在我看来方徐二位都是胜利者。同时非常感激两位相互有宿怨的兄长，能够同时信任我是一个公正的人，愿意由我来组织这样一次辩论。我非常珍惜他们对我的信心，就像温家宝说的，在这个时代，信心比黄金更加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