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句老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话虽如此，但毕竟不能放松要求，对过错听之任之，更不能迁就袒护，否则就是丧失原则，不负责任。尤其是对于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里我想谈两件事，虽然距离今天已差不多二十来年了，但却难以忘怀。两件事都是由于首长一怒，而使过错得到匡救改正。因此，我且以《一怒匡过》为题，追忆记之。
1982年，我们住在京西玉泉山，跟着彭真同志一起草拟宪法。时间长了，我感到彭真为人和蔼可亲，很容易接近。11月初，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尚在进行之中，大家就插在会议间歇中，忙着研究委员们的讨论意见，准备对已经反复了许多遍的宪法草案稿再作修改。工作非常疲劳。
一天，在会议开始前的早晨，秘书进到彭真房里送去两份报纸，还在彭真耳根边嘀咕了几句什么。彭真顿时盯着报纸怒不可遏，弄得我们都摸不着头脑。原来彭真从秘书手上接来的一份是《人民日报》，另一份是香港出版的《大公报》。翻阅之下，我们的《人民日报》只用百余字发了个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开幕的简单报道，而且以大约2寸见方的小小篇幅，排放在第四版右下角很不显眼的地方。再看香港《大公报》则截然不同。该报赫然用套红通栏大字标题，极其醒目地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开幕的消息。它明显地洋溢着浓厚的支持和关心祖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爱国热情。何况当时的香港还处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大公报》能在逆境中刊发这样的版面，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相比起来，《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是党的重要喉舌，而其表现反倒如此平淡，这就难免要惹得彭真他老人家发怒了。
开会时间到了，大家紧着进入会场。我望见彭真就座后坐在那里怔怔发呆，一看便知他气犹未消。待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解过来集中精力主持会议。
那年彭真已80高龄，他的大半辈子坚持为法制建设而奋斗。这次他具体领导宪法修改工作，更是重任在身。中国要有好的宪法，这是全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的迫切需要。两年来，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表现了对根本法草拟工作的无限忠诚。而《人民日报》却未予积极配合，尤其是在我国法制观念普遍淡薄的情况下，我们的党报更应该加强宣传，努力消除而不是从客观上去助长群众对宪法的冷漠情绪。这是值得党报编辑及领导同志深思的。
散会后，彭真当天就把《人民日报》的两位负责同志召来谈话。由于我不在场，所以不晓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但从他俩告辞回去时那种神情来看，我也就能猜着几分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大字标题刊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在举行的报道，居中还配了一张会场全景的照片。无论怎样，版面看起来还是颇为气派的。这也真难为了报社同志们的一番苦心，不愧为共产党的报纸，能够勇于改过。而且从此以后，《人民日报》在有关法制的报道方面，显然认真多了。可见他们决不是为了向领导人交差，而是真心实意地接受了教训。当然，这一课是彭真同志给他们上的。可谓彭公一怒，匡救了《人民日报》不重视法制宣传的过错。
我要记述的第二件事情发生在1984年。当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在紧张地进行，斗争非常尖锐、复杂。两国争论的焦点很多，中国在香港驻军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英国方面无论在谈判中间，还是在英外相杰弗里·豪来北京访问期间以及在其他的场合，都一再提出：英国政府希望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而我方申明：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行使主权的体现和标志，对于英方的意见，中国绝对不能接受。
5月2日，香港《明报》突然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北京的一篇报道，说北京的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1997年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明报》的这个消息并非凭空捏造，当时的确有一位高级干部说了此话，这样的表态未免轻率了点儿。
《明报》的报道很快传到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读了之后，十分恼火。5月 2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劈头就当着大批香港记者的面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正式代表中央政府对香港问题发言的有我和总理等。具体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机构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是姬鹏飞；另一个是外交部，吴学谦是部长。除此之外，所有发言都无效。我要在这里辟谣，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当时气氛骤然紧张。
小平同志又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国领土！”小平讲话时，大厅里没有一点声音，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后来邓小平还继续表示，驻军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就这样，小平同志有力地澄清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纷纭众说和各种猜测。即使是英国人，也被镇住了。1996年12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1997年7月1日，由海陆空军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于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同时，威武地进入了被英国占据了150年之久的东方之珠香港，开始履行其驻守香港、保卫祖国领土安全的神圣职责。这可谓邓公一怒而三军动。香港的稳定繁荣有了保障。
历史上不乏大人物发怒的故事。其起因千差万别，后果亦各不相同。不过，我在上面记述的两件事，多少有点特色。它们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偶然发生的。从本质上说，共产党的领导人轻易不动肝火，因为“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但人毕竟都有七情六欲，绝对不动情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因何而怒，所为何来？像小平、彭真那样，平日给人的印象是和蔼的，但他们也会有发怒的时候。他们是为大局而怒，是为国家的根本利益而怒。他们的怒表现了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负责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对同志的爱护、帮助、教育以及与人为善的赤子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