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乍看起来颇为耸人听闻。我想说的是，过去数十年来，中国以新加坡为师，全面学习其治理国家的经验，并非全不足取，但在某些重要领域学了坏榜样，让中国误以为某些成功经验可以完全复制到中国而不会引起任何不适。

最近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何惜薇的文章，引用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新著《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指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坚定了其实施改革的信念和决心，中国从此派出大量公职人员前往新加坡学习其治国经验。

根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的分析，邓小平之所以动心派员到新加坡学习，是因为“新加坡重视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又善于利用国际市场的做法，刺激了邓小平的想法。”或许起初只是学习经济因素鼓动了中国领导人的学习热情，但在随后三十余年里，中国接二连三派出各个级别和层面的人到新加坡学习，可以说新加坡治理国家的模式深深影响了中国官员队伍，也使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模仿其治理模式，带动中国走新加坡道路。

而所谓的新加坡道路是什么呢？我认为，包含了以下要素：

一是仰赖精英领袖的家族式领导。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奠基人，他自然是这个家族的老家长，现在这个棒子传给了其儿子李显龙，而在两位家长的周围，不论是不是姓李，那些围在他们身边的人，都可谓家族成员。而这个家族的载体则是现代形式的政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被紧紧围绕在家族领袖身边的核心团队掌控，以维持对国家的长期统治。这样的执政模式，特别依赖两点，一是领袖个人素质，二是核心团队的团结，只要这两点不出问题，新加坡的家族式统治将会继续。用一句已经不时兴的时髦话说就是新加坡实行的是“开明专制”政治模式。

二是企业化的经济治理模式。整个新加坡就像个庞大的企业，而政府总理就相当于CEO。在新加坡唯一看上去像国家的架构是在总理之上，还有一位虚位总统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新加坡的经济是很成功的，在老CEO李光耀和新CEO李显龙的治理下，新加坡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稳居亚洲四小龙的位置，并成为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新加坡企业化的经济治理模式还体现在，CEO家族成员绝对控股新加坡这个“大企业”，李光耀家族以及他周围的核心团队成员家族成员控制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他们对新加坡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保证了李光耀家族长期统治的坚实基础。

三是独立的反贪污调查机构。新加坡的反贪经验举世闻名。它拥有独一无二的反贪污调查局，它的权力独立而且很大，据闻李光耀、李显龙父子都曾受到过该局的指控。而实际上李光耀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经济，客观上也使他们完全不必通过腐败获取物质好处。换句话说，虽然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权力很大，理论上可以对任何人进行调查。但对新加坡的核心执政团队来说，则如同虚设，因为这些人都掌握了新加坡的绝对控股权，因此无须腐败。

从过去几十年来看，李光耀一手创立的制度是基本稳定的，除了近期选举中失利，部分席位为人取代之外，在可预见的未来，新加坡依然会在其家族的控制下发展。

中国过去三十余年来学习了新加坡搞经济、对外开放的经验，学习了新加坡依托现代政党的家族式统治模式，也学习了其反贪“经验”——将核心团队排除在外的反贪模式。

但中国与新加坡不同的是，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而新加坡地域狭小、人口很少，新加坡实际上是个城邦国家，这使其实施家族式统治具备了基本条件：在这样一个国家，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可以仰赖于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人物的引领。而且，新加坡也实行了民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通过人民选举执政，这为其家族统治披上了合法性外衣。

但中国不同，中国就不能以仰赖精英领袖的家族式统治维持长治久安，也不能实行与家族企业管理模式相似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能将反腐定位于执政核心团队之下。正如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中国所走的道路处处带有新加坡的痕迹，这是因为我国这么多年都在削足适履，学习这个城邦国家。从长远看，新加坡经验会害了中国。

相反，作为一个庞然大物，中国除了学习新加坡搞经济的做法之外，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治架构，建立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依靠法律制度，依靠民主政治，依靠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推动国家持续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