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敏锐、胸中有丘豁的人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或国家，很快就可以看出隐藏在这个城市或国家表面下层的“骨骼”，像X光的照射。这种照射，反而往往是一辈子生活在其中的人看不见的，因为他们身在其中。

罗素(1872-1970)在1920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后离开，隔年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短短一年，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腐败又复杂的中国，48岁的罗素能看见多少中国“问题”呢？

他看见：“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这种急遽变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

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说对了。

外来的影响带来急遽变化，中国可以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东西糅合，或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自己说了一百多年的口号，但是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他已经排除了革命式的全盘否定传统。“有机发展”指的是，接枝的花木品种必须和传统文化的主干体质兼容相辅，才可能开花结果。强行植入就不是“有机”发展，他已经排除了激进的全盘西化或苏化。

罗素在1922年有没有预见后来的发展呢？他不天真，在希望中国有足够的智能选择“有机发展”的同时，他加了一个“但书” 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以后才有可能”：

第一种危险是，他们可能会完全被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全被磨灭，世界只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种危险是，在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会被逼到除了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的道路上去。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1922年的时空，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还有27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44年；距离今天，还有83年。

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1922年的罗素，提醒中国不要步西方国家的发展后尘，不要走上“竭泽而渔”的进步死胡同。83年之后，我们所目睹、所参与、所热爱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呢？

它已经是一个巨型工地。制造业占它经济比重的54%，意思是说，全国皆工厂。

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产业环境，使得罗素心目中的文化古国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 在急遽的能源需求驱使之下，世界银行统计，大型水电工程的强行设置，已经造成上千万人的离开故园。

它已经加入了骄傲的文明“掠夺者”的行列。英文《金融日报》在2005年2月19日报导：每个月都有大约20艘货柜巨轮从印尼驶往中国，满载木材，从原始森林违法砍下，送到中国成为新兴中产阶级家里的木质地板。1997年中国进口100万立方米的木材，2002年进口数字已经是1600万立方米，而且每年急速增加。联合国的专家说，亚太区原来覆盖极广的珍贵原始森林仅剩百分之五，大多集中在印尼。

这个目前热切崇拜着进步和发展的中国，难道正在向一个“不知疲倦的、聪明的、产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发展吗？

你不能不被罗素的眼光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