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内各类收藏品大热，像章为其一。我有一些文革时期收集的以毛泽东像为主的像章，看到它们，勾起对往事回忆。
据资料记载，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毛泽东像章是1943年一位牺牲在日寇手中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留下的。这枚像章为木质手工雕刻，直径约3厘米。第一枚毛泽东像章制作者是凌子风。他在延安党的“七大”召开前夕，用金属制作了一枚毛泽东像章。此后，各种毛泽东像章陆续产生。到“文革”时期，随着个人崇拜不断升温，毛泽东像章制作被推至高潮。
1966年7月中旬，上海联合徽章厂首先生产出文革第一枚毛泽东像章，造型为圆形，红底镀金，直径2厘米。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红旗证章厂也制作出造型基本相同，红底镀金，直径1.7厘米，背面刻有“毛主席万岁 红旗”的毛泽东像章。两相比较，上海的毛泽东浮雕头像制作更为精细，抛光工艺和烤漆质量更高。两地像章上毛泽东头像均取自雕塑家、文艺理论家王朝闻1950年为《毛泽东选集》创作的封面浮雕。王朝闻文革前与我同住沙滩中宣部大院，这里文革初是著名“阎王殿”。王朝闻在美协工作，虽创作出毛泽东、鲁迅浮雕和刘胡兰圆雕，面对文革烈火同样在劫难逃。朋友张小波与王朝闻私交甚好，几年前他对我说，王朝闻曾送他一枚金质毛泽东像章。当时没及时让他拿出来观赏，如今小波已经去世，想看也看不到了。
1966年9月，北京第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公开销售毛泽东像章，一枚9分，每人限购两枚。由于购买人员过多，影响市场秩序，遂转至地形较隐蔽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南侧胡同。每次买像章，我和院里朋友前一天下午就要带上凉席马扎前去排队。夏季天热，夜晚难眠，好不容易将入梦乡，忽人群躁动，纷纷起立观望，原来前面有人自发组织，核对所发号码。隔不多时，忽队伍大乱，忙睁开睡眼，抄起凉席马扎随众人朝前狂奔，奋力抱住队伍中人,不辨男女，只要不被挤出重组行列就行。如此一夜三惊熬到天亮，虽人人面显疲惫之色，却斗志不减。队伍逶迤蛇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据说，有的地方买像章时不能说“买”，而要说“请”，少给一分钱你也“请”不来。
随着革命运动不断深入，1966年10月下旬，我和同学先后到武汉、广州、长沙进行革命串联。每到一处，除到高校看大字报，游览城市风光，还狂热收集当地的毛泽东像章。
从武汉到广州，革命烈火正旺，广州骑街楼柱子四面和墙壁上都红油漆打底，喷上毛主席语录，可谓“满城尽涂红油漆”。全市红彤彤一片，极具视觉冲击力，让人血脉贲张，提神鼓劲，时人称为“红海洋”。当时广州海珠广场正举办“第2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我走进大厅，迎面是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旁边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造型各异，精美漂亮的像章，围观者甚众，抢了其它商品风头。我存有一本香港UNION RESEARCH INSTITUTE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汇编(关于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内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67年2月18日发布的“关于对外国人赠送毛主席语录的通知”，里面写道:“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随着世界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渴望得到 ‘毛主席语录’这一宝书，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对外赠送‘毛主席语录’(包括中文)就是向世界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各涉外单位应将此作为头等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像章是国人在公共场合宣传毛泽东思想，表达忠心的配套“圣物”，所以该通知精神同样适用于毛泽东像章。我收藏有数枚对外文委、广东省人民支港委员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涉外单位专门赠送给外宾的毛泽东像章，上面刻有“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世界革命中心”、“世界进入了毛泽东思想伟大时代”、“毛泽东思想普照全球”等文字，且多为中英对照，气魄宏大。
广州是京广铁路终点站，串联人员多聚集于此，在红卫兵接待站拿回程火车票要等很长时间，于是我跑到交换像章的市场消磨时光。在交易市场，我发现一枚北京像章(时称“小红的”)可换到两枚广州像章(时称“大黄的”)。于是，我先用一枚“小红的”换两枚“大黄的”，然后用红漆把“大黄的”涂成“大红的”，在夜晚昏暗灯光下用“大红的”换回两枚“小红的”，再用两枚“小红的”换回四枚“大黄的”……如此循环往复，让人乐而忘返。
从广州到长沙，参观韶山毛泽东旧居是重要内容，往返一次约6小时，发每人一套4枚韶山纪念章。为多得几套，我发扬连续作战精神三赴韶山。每当汽车途经刘少奇故乡附近时，向导都要声嘶力竭地愤怒声讨刘少奇“反动罪行”，并带领大家振臂高呼口号。韶山毛泽东旧居当时还算本真，不像后来商潮涌入，大兴土木，人人皆说“毛家菜”。
与我后来在北京前门大显身手相比，在广州交换像章只能算热身而已。1967年到1968年，北京前门东南侧空地上自发形成一个以交换像章为主的交易市场，人们“五马换六羊”，互通有无，十分红火。据说连叶群都曾多次化装，去那里交换像章。最热门的像章是1967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特制，陆续分批发给全军官兵的一枚五角星形像章及与之配套的长条形“为人民服务”语录章。第一批发放的像章俗称“一批星”，据说当时几十套“一批星”可以换一辆锰钢自行车。后来，有关部门认为交易毛泽东像章对领袖不敬，属不当行为，组织公安、红卫兵、工人联合查抄。查抄时，一般先由公安穿便衣混入人群盯上目标，重点注意“投机倒把分子”。待红卫兵和工人坐卡车突袭而至形成包围圈，便衣立即发难，连抓人带收缴像章等物。反复查抄让交换像章的人也学乖了，许多人把琳琅满目的像章别在外衣里面，只拿出几枚样品向人展示。感觉对方确有交换诚意，才打开扣子，掀开外衣，露出“庐山真面目”，颇有杨子荣在威虎山献联络图的架势。稍有风吹草动，即迅速把衣服扣上，装作若无其事样子，扬长而去。中国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第一批“倒爷”中，很多曾在像章交易市场磨练过。
1968年，社会流行自制毛泽东像章。我开始到处找有机玻璃自己制作像章。制作像章主要工具有锯、锉和砂纸、牙膏、胶水等。工艺流程大致如下：先找一块有一定厚度的透明或彩色有机玻璃，锯成大小合适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再用锯和锉趟出一道凹槽，用砂纸磨平，放入市场上销售的专为做像章用的毛泽东微型照片，然后压上与凹槽大小一样的半圆形透明有机玻璃，以达到放大效果。用胶水固定后，把牙膏挤在布上，反复打磨半圆透明有机玻璃，增加其清晰度。那时院里一群孩子整日沉迷于此，有些像小作坊里能工巧匠。制作像章让我落下病根，如今一看到有机玻璃就两眼发亮，心跳过速。
做像章毕竟费事，最省事的是“抢”。文革初，“抢”像章风行一时，同时风行的还有“扒”军衣和“飞”军帽，我戴的棉军帽就曾被一骑车人飞掠而去。不过，那人一看军帽是假的，里面还挺肮，于是又扔到地上。
摄影家李振盛文革时期拍摄过一幅名为《虔诚者》的照片，如今已成为文革照片中的经典。图中，一个革命军人的衣服和帽子上都别满毛泽东像章，正走火入魔地宣传着革命大好形势(见题图照片)。据说，更有人为表忠心，竟把毛泽东像章金属别针扎入胸膛，虽疼痛难忍而不悔。文革中为进行造神运动，利用陶瓷、塑料、玻璃、竹子、金属等各种材料制作像章，创造出80亿枚像章的世界记录。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像章制作逐渐降温。1971年发生的林彪“9·13事件”，让全国人民体验了一把“脑筋急转弯”，许多人才明白被忽悠了，不但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问题，而且还学会了“抢答”，“像章热”在各地迅速冷却。
文革时期最后一套“关门章”是专为悼念毛泽东去世制作的，一套两枚，我仅存其中一枚。直径2厘米的银白色圆形像章上，镌刻着毛泽东侧面头像，背后文字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976.9.9”。至此，毛泽东像章淡出人们视线。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作为文革时期特殊藏品，再度引起世人关注。
世事沧桑，青春不再。文革时期毛泽东像章已洗尽铅华成为藏品，见证着动乱年代的愚昧和荒诞。
2011年5月4日结稿于平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