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ＯＯ四年四月八日，我在北京报国寺旧货市场淘到一份文革时期的《国务院各部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名册》(以下简称“名册”)。名册收入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五百一十三名，截止时间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封面右上角有“绝密”二字，估计此名册为近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改革，清理废物流入民间。
名册首篇为“说明”，记录如下：
国务院各部门(包括高法院，人大政协机关，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文化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共五百一十三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止，除已分配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四十三名，病故的三十七名，自杀身死的十四名外，现有原部级干部四百一十九名。
一．各部门现有原部级干部名单(1-30页)：
(1)已参加各部门工作的一百三十一名；
(2)已解放拟分配工作的五十九名；
(3)拟安置休养的三十一名；
(4)爱国人士二十六名；
(5)拟给予纪律处分的二十二名；
(6)继续审查的一百二十八名(内有中央专案审查的五十四名)；
(7)拟定为叛、特、反的二十二名。 二、已调出国务院各部门的原部级干部名单(第31-33页)。
三、病故的原部级干部(第34-36页)。
四、自杀身死的原部级干部名单(第37页)。
名册内容看似文简字省，平淡无奇。所列仅姓名、原部门职务、备注三项，玄机在备注上：谁“已工作”；谁“待分配工作”；谁“年老体弱，安置休养”；谁“拟给予纪律处分”；谁“继续审查”；谁“中央专案审查”；谁是“爱国人士”；谁是“叛徒”；谁“拟定为叛徒”；谁“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谁“拟定为自首变节分子”；谁“仍按革命干部对待”；谁“拟定隐瞒反共罪行混入党内，支持五·一六篡夺中央财政大权”；谁“回乡向群众承认错误，再行处理”。林林总总， “左中右”分明。
名册中“已工作”的有一百三十一人，主要有余秋里、袁宝华、李人俊、谷牧、余桑、刘复之、杨立功、胡立教、康世恩、唐克、周子健、王诤、邱创成、钱之光、夏之栩、李强、方毅、刘西尧、周荣鑫、方强、连贯等。“已工作”者以外交部居多，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黄镇等副部长均在其列，此外还包括王国权、谢邦治、王幼平等驻外大使（副部长级），折射出当时我国对外关系打开新局面的现实。
名册中“待分配工作”的五十九人。主要有王炳南、、吴亮平、陈漫远、钱三强、姚依林、董纯才、郁文、、黄中、钱信忠、武新宇、萨空了、旷伏兆等。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作为“走资派”纷纷被“炮轰”、“火烧”、“油炸”，几无幸免。到一九七三年，“已工作”的一百三十一人加上 “待分配”的五十九人，已达一百九十人。这与国内外形势变化与周恩来的努力有密切关系，尤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后，迫使毛泽东改变思路，对干部政策和干部使用进行较大调整，加上周恩来推动，许多原来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工作或即将恢复工作，为下一步整顿，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人员保证。
名册中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刘晓、许建国、朱其文、李一氓、李昌、曹瑛、张致祥、孟用潜、马文瑞、吴砚农、宋劭文、刘岱峰、凌云、严佑民、杨奇清、汪金祥，秦化龙、江一真、吕东、梁膺庸、张珍、杨一夫、钟子云、刘鼎、谭佑铭、王士光、刘秉彦、刘澜波、孔祥祯、邓洁、刘建章、吕正操、孙大光、朱学范、赵子刚、李培之、胡立教、贾石、李一夫、张化东、韩光、张劲夫、、荣高棠、高登榜、牛佩琮、孙正、赵伯平、潘梓年、张友渔、周新民、肖望东、石西民、刘白羽、徐平羽。
活人要审查，死人也不放过，“人死帐不能烂”。“病故”者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冯仲云、王新元、廖鲁言、章汉夫、张彦、方方、徐子荣。“自杀身死”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六八年跳楼自杀，十分惨烈。名册上“自杀身死” 的除张琴秋外，还有刘彬、张永清、陈一帆、惠中权、南汉宸、范长江、史书翰、许明、余心清、高云屏、程照轩、李应吉、曾一凡。他们中有的“仍按革命干部对待”，有的还要“继续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在文革中是审查干部的最高级别。最早纳入中央专案审查的应该是刘少奇等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随着文革深入发展，文革初的一些风云人物纷纷落马，被立案“中央专案审查”。作为个人，他们在文革大潮中只能随之浮沉，无法决定自身命运，一切皆由毛掌控，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例外，可谓朝为座上宾，暮为阶下囚。被“中央专案审查”的萧望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萧军人出身，新中国初授衔中将。我与萧望东最小的儿子曾在考古所共事，据他说，萧望东本人并不愿到文化部工作，因为那里“水深”，比军队敏感复杂得多。但组织调动，只能服从，以至最后被“中央专案审查”。
名册中已定或拟定为叛、特、反的二十余人.其中定为“叛徒”的有周仲英、刘有光、马辉之。病故的廖鲁言、徐子荣属“双料”，既被“中央专案审查”，又是 “叛徒”。“拟定为叛徒”的有袁也烈、张省三、周文龙、黎玉、刘杰、朱光、李竹平、胡景沄、王卓如、史立德、杨浩庐、雷任民、、杜润生、张孟旭、徐迈进、杨述。“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孙照寰。“拟定隐瞒反共罪行混入党内，支持五·一六篡夺中央财政大权”的有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外经委副主任汪道涵与 “自杀身死”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曾一凡“拟定为自首变节分子”。
名册内有些划分并不准确。如在“病故的原部级干部名单”中，有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名字，事实上张霖之并非病故，而是在1967年被造反派迫害而死。
名册截止时间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结合当时背景，初步分析如下：
一九七一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林彪集团的覆灭，这是文革时期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毛亲自选定并通过党章确认的接班人瞬间机毁人亡，各方力量积极寻求毛的支持，重新调整人事安排与权力架构。周恩来抓紧解放干部，将文革中许多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启用，江青等则把大批在文革中掘起的“新生力量”推向前台。对毛而言，这两类人都有利用价值，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局面，推动文革继续向纵深发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大”。返观“十大”会议内容和人事调整，耐人寻味：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却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最后毛泽东审定。同日，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八月二十八日，大会选出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陈云等一些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后起之秀”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则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显然，毛接受林彪事件“一股独大”教训，不但设计出各方力量互相牵制的“连环套”，且推出新的接班人布局。
名册截止时间距“十大”召开后不到两月，应该与“十大”在人事上重新洗牌有密切关系。名册内容虽然简单，但要将文革前国务院五百一十三名部级干部全部确认并定性，也非易事。如此大规模排查，若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点头和推动，绝无可能。初步判断，整理这份名册的目的应是摸清并确认“十大”后的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队伍现状，为进一步整顿国务院工作提供依据。
这份名册的出现，为史学研究者了解“十大”以后，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在文革中的定性情况，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的材料。
二Ｏ一Ｏ年三月七日定稿于平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