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2011年10月6日，叶剑英等老同志的后人在京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活动。

参加纪念活动的有：叶帅之女叶向真、叶帅的侄子叶选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华国锋之子苏华、彭真之子傅洋、习仲勋之女习乾平、陆定一之子陆德、王若飞之子王兴、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肖劲光之女肖凯、张爱萍之子张胜、纪登奎之子纪坡民、苏振华的子女苏承军和苏承业、张鼎丞之女张延忠、谭震林之女谭径远和女婿虞大江（江华之子）、耿飚之子耿远志、杨成武之女杨俊生和杨杨、张廷发之子张鹏、马文瑞之女马晓力、罗青长之子罗援、彭冲之子许海星、严佑民之子严小江、李琪之女李海文、包惠僧之子包楚弓、齐燕铭之女齐翔延、李鑫之子李赤子、贺炳炎之子贺陵生、王诤之子王苏民、程世才之子程力、周希汉之子周泰阳、史进前之子史小刚等。周总理和叶帅等人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年执行逮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也参加了纪念活动。

在纪念活动之前，还举办了“人民的胜利——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孙长江、张天荣、沈宝祥、王贵秀、周为民、蔡霞、马立诚、雷颐、章立凡、王占阳、吴思、梁晓声等近百位来自理论界、学术界人士。现将座谈会的主要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一、追忆历史事实,回顾历史功绩

李海文：今天的《南方周末》登了我一篇文章，讲到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毛泽东逝世后，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意见不一。有的说开会解决，有的说区别对待。区别对待主要是如何处置江青。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当时，毛泽东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全党共诛之。

华国锋审时度势，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成：“四人帮”在各省各部门有爪牙，还掌握着舆论工具，开中央全会要开出乱子。开政治局会也不行，“四人帮”捣乱，会公开分裂，不可收拾。只抓三个人不行，必须把江青也抓起来，否则无济于事。华国锋下定决心，为人民除去“四害”。毛泽东丧事结束，叶剑英来看他。华国锋说：“我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因为这句话，别人不好先讲，必须由我亮明态度。他见我态度坚决，很高兴，完全赞成这个办法。”正是由于他决心下得早、下得好，所以在毛主席逝世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将“四人帮”隔离审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结束了十年动乱。

沈宝祥：为什么要采取那样一种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华国锋曾对胡耀邦详细讲过。1977年12月17日，胡耀邦在理论动态组会议上讲过这件事。我的记录如下：

华主席前几天同我谈话时，讲了一段非常生动的话。主席去世，这些东西就被他们糟蹋吗！毛主席的嘱咐，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先从这个问题讲起。然后想，搞不成怎么办？没多考虑，被他们杀了，没多想，置之度外。然后想，采用什么办法，开全会，不行，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上，还有上海，辽宁，肯定，他们也不会成功的。要是放任自流，一定打内战。他们必然失败，但损失太大。只有把他们抓起来。什么时机，然后考虑时机。几个小时主要是谈这个问题。将来都是很好的革命回忆录。

遗憾的是，耀邦没有很详细地讲，但从他简要的讲话中，也可了解当事人当时的想法。毛主席逝世后，面对“四人帮”猖狂活动的严峻情况，华国锋很忧虑，“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粉碎“四人帮”，完全是为了我们的事业不被他们“糟蹋”，是为了党，为了国家和人民。对于个人的命运，他“没多考虑，没多想，置之度外”。

有一种舆论，认为华国锋所以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个人的地位权力之争。这样一种解读，很不符合实际。

叶向真：在抓“四人帮”之前，叶帅作为军委的负责人，在毛主席病的时候，他已经把陆海空三军及各总部的领导人，全都找到他那里单独谈过话，就说在毛主席有不测的情况下，我们军队怎么稳定。如果军队稳定，国家可以安。如果军队不稳定，就很难说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陆海空三军的领导和指战员那么听话？早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准备和部署。

叶选基：我写了一篇文章——《叶帅与粉碎“四人帮”》，缅怀那个历史年代。粉碎“四人帮”是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叶帅、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临危受命，肩负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浩劫。

当然最重要的是华国锋本人。华国锋下定决心果断地解决“四人帮”问题，派李先念去拜访叶帅，征询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四人帮”，由此可以说明，他们此前已经有了要解决“四人帮”的共识了。之后，叶帅与华国锋多次交换意见，又会同汪东兴制定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上报华国锋。抓捕“四人帮”的具体实施时间和地点，只有华、叶、汪三个人知道，是严密封锁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

叶帅在军队系统方面也做了相应的举措。他让王守江秘书向空军政委张廷发面授指示：如病情允许，即从医院回空军。张廷发当天下午即回空军。同时让杨成武守在总参作战部，以策应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

马晓力：粉碎“四人帮”是向毛泽东身边亲近的人开战，这点我觉得特别了不起。这仗打得特别精彩和漂亮，就是没有流一滴血，非常果断漂亮地干成了。要没有叶帅这样老成谋国、屡战屡胜的人，恐怕完不成这个大业。叶帅真是功不可没，在这个历史拐点上，他起了特别决定性的作用。

纪坡民：我说说具体问题吧。我父亲纪登奎当初也是中央的一个领导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也问过他，零星听到一点。我父亲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的基本情况有这么几点。

第一，他是拥护粉碎“四人帮”的。第二，他对粉碎“四人帮”也是知情的，吴德的回忆录里面说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爸爸知道。第三，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我父亲参加了一点。主要是公安部，因为公安部那边是归他管。后来华国锋同志当了公安部长，华国锋管公安部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公安部的工作就不管了，归我爸管了。因此，粉碎“四人帮”牵扯到公安还有些需要配合的事情，这个事情大概是华国锋通知李先念和我爸爸两个人布置，然后配合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因此我爸爸也参加了。

还需要说明一点，我父亲参加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是一些外围的配合性的行动，他没有参加粉碎“四人帮”的核心决策，这个情况也是很清楚的。

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又听到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一些历史信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也给大家做点介绍。我听李鑫同志给我讲过一些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说，9月18号，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完了，当天晚上，张春桥找李鑫谈话，当初李鑫是毛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毛主席的很多著作、讲话、谈话的记录等等，都在他那儿，张春桥找他谈话要某些毛主席谈话的记录。李鑫不给他，张春桥就硬要，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凶，不欢而散。李鑫跟我讲，回家了以后，左思右想，越想这个问题越大，越想这个问题越不得了，他说我应该向党中央报告，他所谓的向党中央报告，就是向华国锋同志报告。他还跟我说，他本来是中办的副主任，但是他不敢向8341车队要车，他怕走漏了风声。他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华国锋家里，首先汇报了张春桥跟他要毛主席谈话的事情。然后李鑫说，华国锋同志，中央现在要出大事了，要出了不得的大事，中央必须采取断然举措，再不采取断然举措，这个国家，这个党要出大问题了。粉碎“四人帮”的动议，大概就从这儿开始。

赵霄洛：1976年12月初，我父亲赵行志被派到上海工作，根据父辈的回忆和搜集到的资料，我谈谈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的一些工作情况。

向上海派驻工作组，是中央政治局迅速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的重要部署。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帅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认为，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帅同意华国锋的意见，并提出苏振华同志当此重任。最后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派三位同志去接管上海。同时叶帅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一意见成为上海工作组的工作方针。彭冲同志回忆说，在这个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叶帅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

10月底，中央工作小组的同志陆续到达上海，开始了复杂的接管工作，工作组最多时有226人，被“四人帮”排挤出领导班子的韩真义、李干成等老同志，也陆续出来担任市委领导。1977年3月，苏振华发言说，五个月来，上海接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充分肯定了工作的成就，中央工作组在新的市委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把持的党政大权，顺利地进行了揭批斗争，既搞清了事实，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开始发展的新篇章。

1979年1月，苏振华同志调离上海，彭冲同志任第一书记。遗憾的是，对于中央派驻上海工作组这一段工作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1980年之后，在上海逐渐传出，上海清查工作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上海已经丧失了时机，上海在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一万多人，但真正凶手没有抓到几个，有的说，上海复查工作起步慢，进展缓慢，有些单位存在着该平反的没有平反，有些平反结论仍不恰当的情况。总之，最后把派驻上海工作归结成三个不足。希望做党史研究的同志，也能对这段历史做一些研究。

二、阐释历史意义，再论历史分期

叶选基：解决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邓小平的再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把我党从教条主义、极“左”思想以及封建思想残余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经济上，打破单一经济结构，注入了经济多元化结构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这些政治与经济的解放，使我国这些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果，这首先应当归功于粉碎“四人帮”带来的伟大历史转折。

胡德平：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动集团，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和人民事业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做出了大无畏的抉择，为人民共和国立下大功。否则，中国的前途是不是昨日的柬埔寨呢？让人不寒而栗。

此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党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思想，平反昭雪冤假错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事业，莫不以此为出发点。

沈宝祥：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历史事件，这是大家公认的，已经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对此，看法就不完全相同了。

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是说，粉碎“四人帮”，既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标志，也是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标志。

但是，对这个问题也有另一种观点。《求是》杂志1995年第4期有一篇文章，讲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分期问题。这篇文章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两大时期。文章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应当放在前一时期。作者将这两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合在一起，称为“‘文化大革命’与它的结束”。按照这样的分期，粉碎“四人帮”就只是前一个历史时期中的一件事，意义和作用就大大降低了。为了突出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就淡化、贬低另一些历史事件、另一些历史人物，尽管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历史论著中司空见惯，但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王贵秀：我们一贯总结，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使人民得到第二次解放。它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使人民得到第一次解放相比拟，从全面专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党的十一大，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都是粉碎“四人帮”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可以划成两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开始，不应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粉碎“四人帮”具有开创的意义，为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奠定了基础。

纪坡民：粉碎“四人帮”，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它最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军队的缔造者，他的地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如果他做事情做错了，违背了人民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也是可以被批评，也是可以被纠正的。这就开了一个先例。如果毛主席的错误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那么，其他任何一个领导人，他的错误也都可以被批评，可以被纠正。我觉得这对解放思想的意义也许更加重大。

苏承业：我记得，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人民那种欢欣鼓舞、发自内心的快乐，真不是哪一个党或者哪一个人操纵的，完全是人民自发的。为什么呢？这个伟大的举措，完全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三、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沈宝祥：怎样看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的历史，除了上面讲的认为是“‘文革’结束的两年”以外，还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还有一个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这是胡耀邦同志的提法。我觉得，后一个提法比较合乎这两年的实际。

这两年，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工作进展相当快，成绩很大。这期间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解放；1977年12月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加速了冤假错案的平反，等等，就更不好说这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了。

这里要讲一下华国锋。他的思想体系是“两个凡是”，但他这个人比较务实，也比较谦虚，比较宽厚，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面对当时严峻的现实，他力图从新的实际出发，解决一些问题。他对《理论动态》1977年年终的一篇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提出的“新时期，新任务，新要求，多谋善断”的提法，很赞赏。12月30日晚上，他拿了这一期《理论动态》，对《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的同志说，现在就是新时期、新形势、新课题，我们全党同志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问题。怎么学习呢？多谋善断特别重要。华国锋与其他一些同志不太一样，对“两个凡是”不是那么固守的。

王贵秀：这两年的工作叫徘徊中前进是不对的，是自相矛盾的。更主要的，它跟基本事实不相符合。十一大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又对“四人帮”的一系列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两个凡是”的问题，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不能转得太快。如果把这两年叫做徘徊，我们反过来讲，不徘徊还要怎么发展？我认为这两年是突飞猛进的两年，不是徘徊的两年。

四、反思文革根源，改善党的领导

叶选基：我们党历经了十年的“左”的文化大革命。“左”的东西和“左”的思想，给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曾经带来一场劫难，这个经验教训，我们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了党的领导，形成全国内战，这种无政府主义，带来了国家和民族的劫难。

今天的国家，我个人认为，还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之下去完善党的领导，完善我们党内的民主和集体领导。同时，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构建具有各阶层民主代表一起决策的机制，继续推进我们国家深化改革开放。

叶向真：我看了三中全会上所有的发言，对叶帅的发言反复看过好多次。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长期以来，我们党没有认真执行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因此发生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办法阻止。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哪里还有党内讨论？没有了。一个政党，如果想生存和做得好，必须恢复民主集中制。另外，他也提出来，除了要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还要完善法治。

我们经济上发展得这么快，人们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比过去强得多的生活。但是反过来看，我们现在是短腿，经济和上层建筑应该相应地发展，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缺失了很多。温家宝总理说我们道德滑坡。这个问题发展下去，是非常危险的一条路。

我们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我们一直在反对封建专制，这是一定要反的。文化大革命跟这样的思想基础、这样一种体制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

陆德：我们之所以有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出现了那么多问题，这些根源，我们现在是否都克服了？

反思一下，我们党内当时如果能够强调民主集中制，如果不是毛泽东永远正确这样一个观点在头上笼罩着，文化大革命可能不至于发生。家长制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这些我们要克服。现在我们是不是克服了呢？我认为不尽然。我们党内还有很严重的封建残余，有些还愈演愈烈。

理想、信念、价值观，这些支柱在哪里？民主集中制又在哪里？我们党的腐败现象严重。我是搞经济研究的，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公款用车4083亿、公款外出旅游3000亿，2004年我们财政收入3万多亿，1/3拿去吃喝玩乐了。请问，全世界有哪一个政府敢这么花钱？公务性支出，美国在这方面花的钱，占整个财政支出的9.9%，加拿大是7.1%，法国是6.5%，韩国是5.06%，英国是4.19%，日本是2.28%左右。我们中国这方面的支出是多少？同志们，37%，是美国的4倍。为什么？没有监督，没有制衡，这种现象再发展下去怎么办？

政治经济学里有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势必要推动上层建筑相应的改革，要跟它配套，要互相促进。我们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我没有看到政治体制上有什么变化。

马晓力：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是全党比较清醒的时候。那时候李维汉就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是第一位的，就在我旁边敲着拐杖说，我们这个党反封建的任务太重了。可不就这样吗？

黄炎培老先生在延安，问毛主席周期律问题的时候，他多清醒！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解决了没有？没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阵子特别高兴，那时候最该清醒地认识这个党向何处去、这个党要解决什么问题。但那时候过于重视经济问题，把政治问题忽略了，一直到现在，这个周期律问题还没解决呢。耀邦同志其实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他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个问题了，不能说这个党没有自净能力，人们都期待着党内有一股正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一下。

这个党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周期律问题呢？我们能不能避免这条路？可能我们有点着急，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乱，我们最害怕乱了，就因为不愿意让它乱，老百姓过点安生日子，我们的幸福长远一些，我们就要有一个好的机制。

马立诚：文革是不是民主运动呢？我认为不是。我认为是一种专制操纵下的民主运动。你必须按照最高权威的意向来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最高权威所不喜欢的，你才能够质疑他、批判他，比如对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等。张志新给刘少奇说了几句好话，割喉处死。这种追随专制权威指挥棒的运动，不能称民主，更不能称大民主。　

五、以民主和法治解决当前问题

胡德平：毛泽东能够发动文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存在着矛盾。虽然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没有了，但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不是完全和谐的，阴暗面也是非常多的，矛盾积累得很多。怎么解决这种矛盾？毛泽东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和文革之前也有类似之处，矛盾也是有的，冲突也是有的，不和谐也是有的。有的人呼吁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我觉得不能再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了。我希望中央更主动地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再用文革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矛盾，更主动地用民主法治、政治体制改革，在宪法的神圣轨道上解决我们的矛盾。只有这样，我们三十年之后才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苏承业：我一直在基层，我感到现在群众是有一些想法，比方说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些腐败现象，或者是有一些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现在有这些问题。如何看这个问题？从粉碎“四人帮”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党可以通过不断地清除自己的腐败分子，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肌体，在人民的监督下，不断地向前走。我们的这些问题，就跟粉碎“四人帮”一样，我觉得一定还是人民的胜利。

马立诚：今年9月9日，全国20个省，在毛泽东忌日这一天，在“乌有之乡”等“左派”的鼓动下，举行了人数不等的一些活动，悼念毛泽东。有的省人数比较多，像太原等等。这些地方有的就喊起了口号，叫打倒走资派。打倒走资派，这是文革标志性的口号，现在高声呼喊打倒走资派，那一定是要再来一场文革。

在庆祝人民胜利的同时，我们要思索一下当前中国面临的这种极为严峻的局面。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主张，和当前社会中的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可能会酝酿再一次动乱。

我们一定要认清现在的形势，只有走宪政的路，发展民主和法治，才是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的不二法门。我们不是说那么急迫地要求党立刻怎么样，我们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共识，就是民主和宪政。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拿出一条民主的道路，要有权力制约，让老百姓的呼声有传达的渠道，而且能够解决问题的渠道。真正防止文革重演的办法，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合乎法制的、合乎民主的、合乎世界各种文明规范的制度。这是中国大跨步地前进，同时彻底摆脱文革阴影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吴思：现在，有一种越来越强的呼声，用文革的方式解决当前矛盾。细分起来，至少有三个文革。第一是经济方面的文革，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搞经济，最终指向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大食堂。第二是侵犯公民权利的文革，只有毛泽东的权力无限扩张，其他人只能表忠心，狠斗私字一闪念，轮流挨整，文斗加武斗，甚至出现半无政府状态。第三是奉旨造反的文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用揪斗走资派的方式，替毛泽东监督官员，解决官民矛盾。

这三个文革相互关联，相互支持。毛泽东为什么不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同时解决黄炎培所说的周期律问题？如果真实行民主了，第一和第二个文革就无法存在。农民不要人民公社，毛泽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前两个文革，我看现在也没多大市场，但很多民众怀念第三个文革。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受欺负，又找不到更好的制约权力的办法。反过来说，如果民主法治建立健全了，怨气有了合理合法的出口，官民矛盾有了妥当的解决办法，第三个文革就没有市场了。防止文革重演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民主法治。

改革开放后，毛泽东不搞民主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在经济方面，比如大包干，民营企业发展，农民工自由流动，这些东西不会被民众投票所推翻，恰恰相反，会得到更好的保证。所以说，用民主的方式解决官民矛盾，在毛泽东时代是办不到的，现在是可能办到的。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还就相关党史及理论热点问题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座谈会后，主办方还邀请了执行抓捕“四人帮”命令的8341部队的部分老同志和与会者见面并合影留念，随后在举行晚宴时播放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欢庆游行的盛况，丰富的音像资料用事实证明了粉碎“四人帮”是全党的胜利和人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