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按《现代汉语词典》的一般释义是“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而由于人们的出身背景、现处地位、所追求的利益和价值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差异，不可能不出现各种不同的“态度”或“立场”。所以，尽管有人主张“无立场的思维”，那可能只是一种对客观化的希望，甚至不排斥也是表达一种“立场”—一种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立场”。

但“立场”还可特指“政治立场”。而且，我们曾经有过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时代。那时，几乎所有的态度和观点都被化约为“政治立场”，而所有的“政治立场”又都化约为“阶级立场”，最后，所有的“阶级立场”又都化约为你死我活的两大阶级对抗的立场。而且，每个人都必须站边，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到“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边。革命的这一边自然是绝对正确的一边，在这一边，“方式方法有问题”还不很严重，如果“立场有问题”那就很严重了。而“立场不坚定”还是相对温和的批评，“丧失了立场”则可能被划到敌对阶级的阵营。

改革开放以后，则开始淡化了“立场”，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很少听到这个词了。但这种淡化与其说是消弭了“立场”，没有了“立场”，不如说是“立场”在相当程度上“去政治化”了。可以容许的“立场”增多了，“立场”越来越趋于多元化了。

一个人难免有自己的“立场”或者说做人的一贯原则。有时甚至会有与众迥异的“立场”。一个人如果说完全没有任何自己的“立场”，未免会显得有点油滑甚至虚伪；但一个人只留有一种“政治立场”则可能会变得干巴巴甚至狠巴巴。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立场”可能是太没劲了；而一个人只剩下一种“政治立场”则可能是太没意思了。

我看有的网站上有的言论，几乎是碰到任何事件，都动辄就说是“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某个敌人的冲突与战争“一触即发”，某个举动是“成败在此一举”。似乎人都只是为政治活着，而且是为一种“危机和对抗的政治”活着。但其实，除了“立场对立”的政治，还有另外的政治；而除了政治，也还有另外的生活。再有权力和影响的一个政治家死去，其他的人也不会都跟着他死去，他们还要活着，而且应该是有滋有味地活着。一般人关心和干预政治，也往往主要是因为这另外的生活或者说完整的生活。正如有的知识分子说自己并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倒不如说自己是一个“持不同生活见解者”。

不过，我们今天的确碰到了一种“立场”的多元化。怎样对待这种立场的多元化？我们是否要回到一种试图在强化“二元对抗”中寻求“一元战胜”的旧日套路？还是应当考虑允许合理的多元“立场”存在，但也致力于调协这些不同的“立场”，使各种价值观念和“立场”的表达和竞争处在一个既尊重所有人的尊严、独特和差异、但又不致撕裂社会乃至使社会崩溃的范围之内？

记得读过革命作家杨沫的日记《自白》，她写到：在1946年的时候，她所属的部队曾经打下了张家口，后来又不得不撤退，这时一个自己阵营的同志在不能带走的粮食上撒尿，这使她感到了不快；还有她参加土改，一天傍晚看到一家地主被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来，几个孩子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这时她也感到了一种不安，但很快就因担心自己立场不坚定而将这种感情压在心底了。在她的上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的、尤其在年轻人中影响极大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她没有表达过这种不快和不安，她塑造的主角正是一个不断克服自己的温情和“小资”意识，终于转变成为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然而，她的作品在“文革”中仍然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毒草”。

而我们在另一些作品中，比如雨果描写法国大革命的作品《九三年》中，却看到了把那种似乎微弱、尤其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看来微不足道的同情、恻隐和善恶是非的道德观念放到了比“政治立场”更高的地位：一个反革命的贵族已经逃出了被包围的燃烧的城堡，回首看到了里面还有三个孩子即将被烈焰吞噬，于是毅然回去救出孩子而自己被抓住；而革命军的司令郭文，则最后从牢狱中放走了这个贵族而把自己留给了断头台。雨果如此写道：“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还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或者，人们可以解释和辩护说，革命的原则也可以体现人道，甚至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最大的人道，但即便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它所使用的手段也仍然必须是正当的，如不能欺诈、不能杀害无辜。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目的即便没有达到，也不致伤害社会；而更深的怀疑则是：如果可以不择手段，这样的目的能够实现吗？

当然，这里说“更高的原则”，甚至说某些诸如不可伤害无辜、不可杀戮的保存生命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并不是说它们是我们最高、最终极的价值追求，而是说，它是我们选择行为时应当给予最优先考虑的原则规范。它要求的性质其实是最基本的，但也因此是最普遍的，它给所有的“立场”和价值追求都加上了一个底线的约束。也正因为如此，诸多合理的“立场”和价值追求也就都能有一个自由表达的合理平台和空间。来源: 信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