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读了范海辛先生的九篇连载的《民主理论大讲堂》文章，觉得范辛海先生的大多数观点确实非常正确，可以说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民主政治的理论体系。但是百密还有一疏，难免还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出于进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理论体系的大原则，我觉得有必要对范海辛先生的部分观点提出商榷。
一、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化时代必然的规律性结果。
我坚持认为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化时代必然的规律结果。也就是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认为民主政治制度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而明确地反对范海辛先生说的：“按照我的文化决定论理论，历史发展的能动因不是生产力，而是观念，特别是统治集团或说是精英的观念。民主这种既是价值又是制度的东西，不是随着生产力或者人均GDP的增长而产生的观念，而是文化的产物、观念的产物。它只能产生于西方基督教这种非常特殊的文化土壤中，离开了这个土壤，就会发生‘橘逾淮则枳’的后果。”[1]
虽然，民主制度的产生，确实和“人均GDP”的增长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也确实是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的发展所必然同步产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孕育和催生了个性解放的文化理念以及宪政理念、宪政制度，而这些文化理念和宪政理念、宪政制度又反过来又支持和促进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二者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但从深层次分析，二者中经济因素是起因和主导。
那么，为什么说二者中经济因素是起因和主导？就因为工业化是以更精细的分工为前提；而分工又“必然”产生商品交换，于是市场经济就“必然”应运而生；市场经济中的这种商品交换又“必须”是自主、自愿和自由的，也就是只有“公平的交换”所规范和产生的“公平的竞争”，才是产生市场经济效益永不枯寂的源泉。所有“不公平的竞争”统统都是社会经济效益最可怕的“杀手”。于是，市场公平交换和公平竞争又“必需”民主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辅助市场的机制，同样也唯一地只有民主的政府才是能够相对有效地保障公平竞争的制度原则，于是这种“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又“必然”地孕育和催生了民主政治制度。
所以，这一系列的紧密相连和环环相扣的“必然”和“必需”，就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是孕育和催生个人主义的民主文化以及宪政理念、宪政制度起因和主导的理论和逻辑证明。
有人曾经反驳我的经济决定论：“那么，经济又是由什么决定的？难道是上帝决定的吗？”我非常坚定地回答他：“经济基础是由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所决定，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性实践。”我在本网站发表的《论以“人”为中心》的文章中指出：“辨证唯物主义必须和实践论相结合，才能够揭示其真谛。”人类的实践既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物质运动和精神运动的结合点！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内涵，是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性的。
如果我们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人类的实践又如何来证明人类社会的“经济决定论”呢？
第一、作为高等生物的人类必然受生物规律的制约，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
生存的第一原则是“生存和幸福必须消耗物质财富。”这不但决定了人的本性和本能必然是自私的，而且也决定了人类从进化开始的实践，就必然是以“生产性经济实践”为主，而且这种产生人类的生产性经济实践的“维持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物质消耗”，是人类全部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随着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虽然人类获得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来丰富了实践的内涵，也就是具有了政治、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实践。但是人类的这种生存需求的也会随着生产力对生存的满足而升华为对“幸福”、“荣誉”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发展”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范海辛先生文章中提到的“马斯洛人的欲望五个发展梯级”的理论。）而所有这些新产生的欲望的满足，都依赖于生产性经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人类的实践都必然地是以生产性经济实践为主体、为基础的。这也可以说是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
第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事实来考察，在文化方面的实践结果是多元化
多方向、多目标对发展的，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相对的差异。但只有生产性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科技发展，都是“一元化”的，同一方向、同一目标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非常一致地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畜牧业→农业自然经济→工业化的萌芽时期手工业时期→工业化时代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信息化时代。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世界各国不同的多元文化中看到和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一一对应的文化因子。在这里，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虽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地是整个社会发展，包括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发展的起因和主导。
第三，产生于原始氏族民主、氏族公平基因之上的古希腊原始民主制度为什么不能直接地产生现代代议制民主制度，而是相反地，古希腊原始民主在必须，也只能进入了中世纪专制制度后，才通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理念和制度？其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就是因为在古希腊时期缺乏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动力。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最有力证明。
第四，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以前漫长的发展阶段中，虽然并不缺少各种如范海辛先生说的“民主文化”，甚至还具有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但客观事实是，从来没有产生过哪怕一个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而到了工业化以后短短的几百年中，民主制度的国家就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是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才是产生民主宪政制度的必要条件？
第五，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必须修正的是，拿范海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发展是产生民主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但它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充要条件”。所以，没有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产生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但并不是说，任何国家和民族进入工业化以后，就一定马上会产生民主制度，产生民主制度还必需其他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辅助条件。
也就是说各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和速度是不同的，如果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产生的个性解放的文化和宪政理念相对完善，就能够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进程和发展速度，并进一步形成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工业化的发展就都会相对完善和迅速。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人均GDP”的单一发展不可能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另外的原因就是在贫富二极分化的国家中，也不可能有效培育中产阶级的形成，而一个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也就是指“共同富裕”）是产生民主政治制度的又一个“必要条件”。当然，也不是“充分条件”和“充要条件”！
但是，无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多么地艰难曲折，但民主政治制度既是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必然结果，也是工业化得以完善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工业化发展和完善虽然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起因和主导，但这二者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也就是说工业化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是互为“必要条件”的。
没有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制度的，同样如果没有民主政治制度的支持和辅助，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的、相对完善的工业化结果——“民富国强”。这也是为什么南美各国的文化和北美都是同宗同源的欧洲文化，但由于南美各国不能建立相对完善的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也不能通过共同富裕培育出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阶层，也就是不能反过来支持和建立、完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实现“民富国强”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双重目标。
再进一步分析，如果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无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的进度多么不同，相差多远，但就好比全世界都必然在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畜牧业的一系列发展后，农业自然经济必然在全世界普及一样，人类工业化的目标同样也同样迟早会在全世界普及，这就意味着工业化所必需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样必然地会在全世界普及。拿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明确地反对范海辛先生如下观点：“顺带说一句，经济对于民主甚至连必要条件都够不上。古希腊的城邦民主、美国刚建国时的经济水平，都比不上21世纪的中国。但人家那里实行民主制度就会有好结果。中国现在马上进入宪政民主，一定会天下大乱。”[2]我并不认为“中国现在马上进入宪政民主，（就）一定会天下大乱。”恰恰相反，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入民主宪政，不但正当其时，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其理由，就是中国已经具备了如美国建国时的工业化的经济基础，中国所缺乏的仅仅是全体国民对民主政治的真正的、科学的认识和自觉、自主、自由的追求。拿范海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缺乏个性解放的文化和宪政理念。也就是在有了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通过民主政治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愿往和内在需求。）之外，还必需通过文化启蒙和理论觉醒来指导中国人民去进行争取民主的实践。
另外一个结论就是，民主制度之所以在欧洲起源，并不是因为“……其背后的理论是‘文化决定论’。该理论认为，民主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东西，而是一种与经济无关的文化现象，是文化决定经济而非相反。民主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它只存在于西方那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中。这种文化模式起源于古希腊罗马与古希伯来，……”[3]而仅仅是因为人类的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生产是起源于欧洲，是欧洲各国率先进入工业化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需要，引发了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才建立和完善了欧、美的个性解放的文化和宪政理论。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现代民主制度不能直接产生于古希腊的原始民主制度之上的历史事实。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否认个性解放的文化和宪政理念的重要性，而是必须指出，正是工业化及其萌芽手工业的发展，才是引发和主导形成个性解放的文化和宪政理念的本质原因和历史基础。
二、“‘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
范海辛先生在文章中批判了把民主政治当作实现民生的手段的观点：“摆渡（一篇网络文章的作者）诋毁民主的关键一手，就是否定民主是目标。他认为民主只是工具，民生才是目标。在国家政治中，民生具有最高的价值，民主只是实现民生的工具与手段。……再来看看这里的大错误：人权是一种权利，权利是用来实现目标的手段。那么目标高于手段，民生高于人权。这是摆渡的逻辑。这个逻辑错在哪里？错在人权具有双重功能——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你摆渡凭什么说人权仅仅是手段？你无缘无故抹去人权的目的功能，应该给一个理由。”[4]
其实，范海辛先生自己也承认“目的”和“手段”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所以，要确定某个概念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必须先确定是在什么环境和场合下论证的前提条件，否则永远是无谓的公、婆之争。
如果我们要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是什么？那么请恕我直言，民主和民生都不是目标，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只能是“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这也是为什么恩格斯把“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作为高于“按需分配”原则来定义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终极价值”。这个目标不但包含了“民主”和“民生”双重内涵，而且必须在“民主”和“民生”互为目标和手段的不断转换的发展中才能实现。结论就是像“摆渡”先生和范海辛先生那样脱离特定环境和场合来讨论民主和民生哪个才是目的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里，“摆渡”先生的错误就是范海辛先生说的：“摆渡“先生无法论证“老百姓把自己的人权让渡给由一帮精英组成的统治者，这样的效率比自己行使人权谋幸福要高得多。”[5]也就是“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完善的民生”！而范海辛先生的错误是他无法论证“为什么民主是目标”，人民群众为什么一定需要民主？也就是范先生自己说的：什么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
如果范海辛先生一定要认定“民主”是目标，那么我只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民主’，那么哪个才是‘真民主’，哪个是‘假民主’？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这个评判标准为什么能够成其为标准？”仔细地考虑这一系列问题，就能够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
正如范海辛先生说的：“人性之所以需要民主，康德的一个哲学命题‘人是目的’道出了其逻辑原理：‘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做工具，而应该永远看做自身就是目的。’”很显然的问题是“民主”和“‘人’的自身”[6]是二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既然承认康德所说“‘人’的自身”是目的，那么就不可能再把“民主”作为目的。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刻领会， 就应该明白康德说的“‘人’的自身”就应该是指“人”的最高境界——“‘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三、国家的本质是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展、变化的。
范海辛在文章中批判了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是列宁主义最荒谬的学说，由此导致红色恐怖的产生。……如果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么对立阶级之间必然展开你死我活的搏斗，不可能有任何秩序存在，国家这种社会共同体连一天都不能存在。……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国家是各种矛盾调和的产物。而要调和各种矛盾，国家必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异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国家是全民的国家，不是某阶级、某民族、某教派的国家。这是恩格斯的原意。但这个原意被列宁强行歪曲，于是有了那些恐怖的结论。……国家的统治者是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统辖治理权的，不是代表某个团体、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来压迫其他团体、阶级、民族的。”[7]
说实在的，这二种国家观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是片面的。国家的本质，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存在着不同的本质和职能。从私有制产生一直到工业化时代民主制度产生的漫长过程中，列宁主义对国家的解释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确切地说，当时的国家，应该是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为主，兼顾民众的协调职能，即国家的管理职能。而在人类进入工业化以后产生的民主制度以后，国家的职能就逐步地转化为以国民的协调和管理为主了。并且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这种国家的管理职能越来越重要，并逐步地成为国家的单一职能。或者说国家的管理职能成为国家的唯一职能，是民主社会国家发展的目标之一。
我曾经发表在本网站的文章《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
（一）——关于人类社会“国家”的发展》中是这样论述国家职能的发展和变化的：
——国家的起源，并不完全是由于人类社会的阶级分裂和阶级对抗。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分析的，在人类早期的氏族社会中，就存在着某中对氏族整体的管理职能和管理人员。其实这种管理功能，就应该是国家的起源和雏形。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系统分析，也证明了阶级社会中的国家，都是从这种氏族社会的管理功能，和氏族管理人员的血缘继承中产生和发展而来的。这种发展，是随着因生产力的发展和氏族财富的积累而产生的私有制和阶级分裂同步地、渐进地演化而成的。
正是随着这种财富积累和私有制经济的产生，才使国家的职能，由单一的对社会的管理，发展到“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的职能。就是在阶级对抗最激烈的时期，国家从氏族社会继承而来的对社会管理职能从来都没有消过。虽然马克思可以说，这种管理的目的也是为了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如果说，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统治集团的经济掠夺“主要地”是通过“税收”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对所谓的“税收”的分析依然可以从氏族社会开始，因为，在氏族社会中，对氏族的管理不可能没有费用，尽管这种费用还不能用“税收”来称呼，这种费用的数量也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种费用是绝对不存在任何私人利益的，而且这种费用是不可否认地客观存在的。而这种费用的客观存在，就可以认为是“税收”的雏形。
人类社会一旦发展到阶级对立的社会时，这种“税收”的用途同样也随着国家的职能由单一管理逐渐地演化成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同步地演化为管理费用和统治集团的私人占有并存。甚至可以说，皇族和统治集团荒淫奢侈生活的开销要比单纯的管理费用大得多。
同样，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警察和监狱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军队。同样在氏族社会中早就存在军队的雏形。在氏族社会中，军队是全民参与，需要时志愿服役，全民皆兵，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当然，战利品也共享。同样，军队也和“税收”一样，随着国家的职能由单一管理演化成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同步地演化为皇族和统治集团的御用军，民众对军队的自愿服务也就逐渐地消失了。
历史发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分析还是相对正确的。我之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国家学说同时也是片面的，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发展，却并没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阶级斗争和阶级掠夺”的国家观继续发展，而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的理论学说的警示下，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开始了延续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革。至少，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经济繁荣、持续高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相对来说实现的最好的发达国家的国家职能和性质，又从管理和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并存，再一次地回归到单一的管理职能，而且这种回归不是通过什么“革命”来实现的，而是在延续一百多年渐进的改革中逐步演化而成。当然，这种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在国家职能中的消失，也是逐步渐进的，也不可能是彻底地消失的，只是国家的职能在整体上已经以管理为主，而且任何利用国家权力来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事实和行为，已经必然地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已经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公开存在了。
其实恩格斯在文章中已经提及这种国家职能的改变：“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8]
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大众及其政党在选举中获胜时到底该怎么办，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展开分析和论证。如果我们把恩格斯在逝世前一年，1895年3月6日在伦敦写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文章看作恩格斯对自己和马克思以往的学术和理论开始修正的话，那么，虽然生命没有给予恩格斯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但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后裔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及其所有成功的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人民的实践，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在民主、共和、宪政、法治、市场经济、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原则主导下的国家职能，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困扰，基本实现了国家职能向单一的管理职能的回归。而且，人类历史将不断地延续这种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断地完善这种国家职能的历史回归。——[9]
2011年11月12日星期六
[1]、[2]、[3]、[4]、[5]、[6]、[7]：范海辛：《民主理论大讲堂》（一）至（九）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775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1976年12月印刷。第169页至170页
[9]：丁礼庭《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639.html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11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