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信息化进程不但从形态上影响着民主制度，而且对传统的民主理论也提出了挑战。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西方形成了强势型民主、大众型民主、消费型民主等诸种民主理论。这些民主理论都同信息化进程相联系，体现了民主理论与信息化进程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
信息化进程仅仅是上个世纪末几十年的事儿，它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它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也仅仅拉开了序幕的一角，人们对信息时代民主理论的探讨也刚刚开了个头。然而，这场讨论上至国家大事的兴衰成败，下到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成为新世纪中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信息化对西方国家民主制度层面的作用出发，反观了信息化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
一、对传统民主理论的挑战
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的应用打破了原有的时间的和空间上的限制，给选举等民主程序带来了改革。能不能通过互联网进行像古希腊那样的直接民主？善于对互联网的功能加以联想的人早已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确实如此，“电子民主”[①]激发了人们的想象，这种想象又同人们对现实民主制度的种种不满结合起来，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对传统的民主理论发出了挑战。
雅典式的民主在现代国家中的适用问题为近代的民主理论家所关注。那些不赞成雅典式民主的理论家们都认为由于地域的限制，雅典式的民主成为不可能，地域的限制甚至让人走投无路。[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在立宪革命中发明并实践的代议制民主便成了雅典民主传统在现代的合法继承人。
现在，机会来了：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缩短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在技术上，像雅典人那样进行某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已经不存在太大的难度了，代议制民主因此面临着强大的挑战。不满于代议制的人开始更加猛烈地攻击它，重提直接民主。
直接民主的呼声并非空穴来风。它基于信息化进程所描绘的一幅诱人图景：公民教育的加强、对信息资源的平等占用，尤其是网络使个人与民主制度之间的距离进一步缩短，使人们有可能远距离地参与民主政治。这一切使人们相信“再造民主”决非海市蜃楼。然而，在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中，直接民主长久以来的形象不佳，直到现在一直受到怀疑。
相反的观点认为：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的出现将本来隐藏的忧虑表面化了。尤劳（Eulau）对民主在技术上的变革进行分析后指出：电子民主“将导致一种政治的非居间化”，[③]形成一种“以高科技为形式的独裁的民粹主义”。[④]
信息化进程使西方的民主前景喜忧参半：一方面，大规模的信息化确实会加强民主，使它不仅限于选举国家领导人，选举代表，甚至由人民直接干预立法，参与到行政决策和政府管理之中，实现人们对于管理民主（managerial democracy）长期以来的一种梦想；另一方面，它却可能破坏地方社区或基层组织，为某种高科技集权主义（high-tech totalitarianism）提供基础，甚至出现所谓的“电子法西斯主义”（telefacism）。[⑤]
信息化进程对民主的影响让人“爱恨交加”的另一方面就是信息财富的出现。在新一轮的信息“原始积累”阶段中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贫富分化有所改善，尤其是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可能会缩小；另一种可能是这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那些有钱的人比贫穷的人更容易获取信息，更容易在信息化进程中受益。信息化进程正潜伏着一场比资本家兴起、封建主没落的情形更残酷的“洗牌”。像上次一样，这次“洗牌”必然会形成信息上的富人（information rich）和信息上的穷人（information poor）。有人担心这样一种危险：这种信息上的“贫”“富”分化可能形成一种“信息主权”（information teleocracy）而不是我们现在谈论的“信息民主”（information democracy）。[⑥]
因此，对政府来说，由电子民主而引发的问题不是技术能否推动民主，恰恰相反，信息时代民主的主题在于：“现存的政治制度能否找到一种同信息通讯技术联系的新形式，借以更新它的合法性，并在新的民主政治中适得其所”[⑦]
二、民主理论的诸形式
尽管代议制民主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但新兴的理论仍未站稳脚根。各种民主理论都力图同信息通讯技术“交朋结友”，然而又都将信息通讯技术视为手段。在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中，强势型民主、大众型民主、消费型民主成为三种比较有影响的理论形式。
1、强势型民主（Strong Democracy）
强势型民主的观念由来已久，可以一直上溯到西方民主的源头——雅典。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彻底改变了古代民主的观念，自由民主在西方长期以来占据重要地位。在新的信息通讯技术的推动下，民主的制度能力从许多方面得到加强，推行强势型民主的障碍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强势型民主理论开始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市场。
强势型民主理论较早地由巴伯（Barber, B.R.）提出。他在《强势民主—新时代的参与政治》一书中提出了“强势型民主”的观念。他强烈地批评了自由民主，称其为“弱势民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强势民主。这种方案以扩大人民对政治的直接参与为核心，以“社群”“共识”等理念为特征，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⑧]
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激励下，强势型民主为雅典式的民主赋予了信息化的新内容。强势型民主的概念突出了“参与”，这同当代参与制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参与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变得越来越突出，激励了强势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民主制度下：公民普遍地享受廉价的政府公共信息；公民、政治家和公务人员之间进行开放式的沟通并良性互动……这一切将以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开始，并推动他们在政治事务中更加积极而又充分的参与。
积极的公民权要求公民拥有参与到民主制中来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利。这种权利被称为“信息时代能力的准入”（access to information age capabilities）或是“社会的包含和准入”（social inclusivity and access）。事实上，强势型民主更寄希望于未来，它包含了一项如此浩大的工程：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政治行为的公共虚拟空间（virtual public space）。因此，强势型民主更需要显著的制度变迁，这就使其现实性有所降低。
2、大众型民主（Populist Democracy）
大众型民主最早源于“民粹主义”（populism）。在历史上，民粹主义曾盛行于美、俄等国。1896年，民主党人布赖恩（Bryne, W. F.）以“把共和国政府的权力还给普通人民”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的平民主义竞选纲领，参加总统竞选。战后，平民主义更是流行于第三世界国家。
在民主理论上，民粹主义直接来源于对人民的信任。“它反对代表制，力求把权力尽可能多地掌握在普通公民手中。”[⑨]平民主义运动在当代发达国家中亦有相当不俗的表现：诸如全民公决、立法上的公民创议、罢免权等民主设计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由于其激进性，民粹主义不见容于西方的主流民主，被视为“民主的一种极端形式。”[⑩]
一般认为，大众型民主是在广泛的政治动员中产生的。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政治动员又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式，大众型民主也因此而具有更加突出的活力。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政府具备了更细致、更综合地搜集和处理来自于选民的反馈信息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沟通会变得更精确，更有效。对大众型民主来讲，信息通讯技术的应用意味着在政治管理中更加精致、更加广泛地利用公民投票等手段。
总的来说，大众型民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人们能更加有效地利用快速增长的柔性信息资源。这一信念的前景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变得更加明朗，它同时也坚定了人们更有效地管理民主的信念。
3、消费型民主（Consumer Democracy）
消费型民主代表了人们在政治管理问题上对信息化进程更加精致的回应。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来看，这种保护型民主的观念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宪政民主制度。20世纪末，由这种保护型民主所创造的代议制民主在西方得到牢固确立并在西方以外的地区被原则上采纳为一种合适的政府模式。[11]
消费型民主更容易在西方被看好，它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西方流行的自由民主观念。消费型民主认为个人的利益只有在个人有手段来保护他们时，才会得到保护。消费型民主放弃了孤立个人的观念，这成为它同传统的自由民主之间的明显区别。个人在表达偏爱和做选择时更积极、更理性，更具竞争力的假设照顾到消极自由，接近于积极自由，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弥合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缝隙。
同大众型民主一样，消费型民主亦接受管理民主（managed democracy）的观念。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政府能在政治管理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这一点几乎得到一致的公认。消费型民主认为，信息技术的合理应用将会为政府官员提供一套额外的工具，在这套工具的帮助下，政府能够更好地进行民主管理。
在西方，对信息时代民主流行的理解更趋向于消费型民主，那种将公民视为“消费者”的观念为围绕民主实践进行的技术革新提供了一种主流范式（paradigm）。消费型民主认为，民主的表达能被内含于通过消费关系而进行的调整中，而政治控制的强制也就存在于政府同接受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协调中。
消费型民主更易于使人关注于公共服务的产品，因此，更好地提供服务成为行政实践的核心。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它提供了关于政府职能的一种全新定位：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源于它对消费者偏好的反映。
三、信息化进程与民主理论的创新
在古代希腊民主被视为同君主制、贵州制并列的一种政体。当历史的脚步迈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再回过头来梳理民主理论的发展时，会不无感慨地发现：民主制经历了太多的变化。事实上，民主制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创新能力而具有其它制度不能比拟的活力。
上个世纪中期，约翰·杜威（John Dewey）反思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及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指出这场危机的价值在于使人们认识到：“每代人必须为自己再造一遍民主，民主的本质与精髓乃是某种不能从一个人或一代人传给另一个人或另一代人的东西，而必须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问题与条件进行构建。”[12]杜威的话音未落，计算机闯入了人类的生活，信息通讯技术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地成为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这一进程的加速，人们越来越服膺了信息化对政府的塑造性力量。在这块制度外表层的面纱后，信息化进程对西方国家民主理论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面对信息化进程带来的巨大机会，民主的政府会做些什么呢？科尔什（Frank Koelsch）指出：“面对所有这些挑战，政府的最大任务是走上改革之路。”[13]政府的改革势在必行，成为社会转型的排头兵，并且会自上而下地推进信息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场改革中，“政府机构、公司、个人都是赢家。”[14]
作为制度层次的民主总是同现实环境为它提供的基础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民主的影响在这里便会不言而喻了。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为民主制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它一方面对西方现存的民主理论诸形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也从实践到理论更新了工业时代人们对民主的认识。
[①]常被称为electronic direct democracy、teledemocracy或electronic democracy。
[②] 卢梭伤心地认为：“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8页。
[③] disintermediation，原意指储户将储蓄银行存款等转为直接的证券投资。
[④] Eulau, H. Technology and Civility: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s Publication No. 167, Stanford,CA:Hover Institution, Standford University, 1977.
[⑤] See,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8, p.95. 另参见丛日云：《当代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⑥]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1.
[⑦] 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 Taylor,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18.
[⑧] See, Barber, B. 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114.
[⑨]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页。
[⑩] 同上。
[11]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12] 约翰·杜威：《新旧个人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3] Frank Koslch,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95,p.275.
[14] Frank Koslch,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McGraw-Hill Ryerson Limited, 1995, p.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