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回忆的事是生活中的诗。
——威廉·赫兹利特
钟书先生仙逝已经12年了。回忆72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山清水秀、四季常绿的春城昆明。在见到他之前，我早已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据法国诗人雨果说：传闻的真实性并不在历史之下。而美国哲学家山塔亚那则说：诗意盎然的神话传说使人更能忍受散文般平淡无奇的生活。关于钟书先生的故事，早已传遍清华联大。说他考清华时，国文英文都得了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是破格录取的。入学后他上课时五官并用，一面听讲，一面读课外书，结果考试成绩总是全班第一，因为课堂上讲到的书，他多半已经在课外读过，并且说要读遍清华图书馆的藏书。据说教他英文的叶公超先生对他说：“你不该来清华，而应该去牛津。”在出国留学考试前，很多外文系毕业生听说他报了名，都不敢参加考试了，结果他就是去了牛津。这样一个超群出众的奇才，而告诉我这些故事的同学，又是联大工学院博闻强记的状元张燮。工学院有一门最难考的功课，考试时全班有一半同学都不及格，张燮却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头卷，而且成绩是一百分。这样一个天才学生口中说出的天才老师，怎不叫人觉得是奇中之奇！
1939年钱先生给我们上“大一英文”，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讲课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如他解释怀疑主义时说：一切都是问号，没有句点（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 stop.）。用具体的标点符号来解释抽象的怀疑主义，而且问号和句点对称，everything和nothing又是相反相成，使学生既得到了内容之真，又感到了形式之美，真是以少胜多，一举两得。物理系同学杨振宁先在钱先生这一班，后来调到叶公超先生那一班，叶先生讲到赛珍珠《荒凉的春天》那一课时，杨振宁发现有一个动词的过去分词不表示被动，认为这是异常现象，就提出了问题。这多少体现了钱先生讲的怀疑主义精神。而我自己在解释“博”和“精”的时候，用了to know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更是学了钱先生用everything和nothing的解释方法。
钱先生在讲《一对啄木鸟》的科学故事时，用拟人化和戏剧化的方法，模仿啄木鸟的声音动作，把一个平淡无奇的科学故事变成了有声有色的艺术，使散文有了诗意。不单是在讲课，就是在写文章或做翻译时，也是一样。出名的例子是在翻译《毛泽东选集》时，金岳霖先生译到“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成语，不知如何翻译是好，就来问他，他却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译成： 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对仗，具有形美；译文却不但有对仗，还押了韵，不但有形美，还有音美，使散文有诗意了，真是妙译！这点对我影响不小。后来我译《毛泽东诗词》译到《西江月·井冈山》时，下半阕是“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我看到中外的译文，都是散文味重，诗意不浓，就模仿钱先生“吃一堑，长一智”的译法，用双声叠韵来表达诗词的音美：
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
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
The cannon roared on Yellow Block：
The foe fled at nightfall.
译文把“森严壁垒”译成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般坚强，用岩石(rock)的具体形象来译“壁垒”，传达原词的意美，并且和“队伍”(ranks)押了头韵，好传达原词的音美。“众志成城”译成我们的意志合成了新的长城，意志(wills)和长城（wall）押了头韵，“合成”（form）和第一行的“坚强”（firm）也是头韵，“更加”译成“新的”，第二行和第一行对称，传达了原词的形美。这样就用钱先生“吃一堑”的译法，来传达原词的“三美”了。但是第三行的“黄洋界”译成黄色的界石，有人认为不忠实，怎么办呢？我就写信向钱先生求教。1976年3月29日，钱先生回了我一封英文信，非常重要。现在把《续忆逝水年华》第97页的译文摘抄如下：
钱先生这封英文信用词巧妙，比喻生动，引经据典，博古通今，显示了他的风格。他称我为‘许君’，内容大意是说：谢谢你给我看你成就很高的译文。我刚读完。你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对译诗的看法很中肯。但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特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是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读了钱先生的信，我觉得他告诉我的是：你在翻译中失掉了一些东西，你为了不得罪诗而得罪了翻译，你译的诗不错，但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作品。
我看钱先生和我的矛盾，是求真和求美的问题。翻译要求忠实，重在求真；译诗要求传情达意，重在求美。五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真，有色玻璃般的翻译求的是美。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钱先生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他采取消极的办法，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记得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我觉得也是译诗的成熟境界。“不逾矩”是消极的，说是不能违反客观规律，求的是真；“从心所欲”是积极的，说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求的是美。结合起来就是说：在不违反求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贝多芬甚至说过：为了更美，没有什么规律是不可以打破的。如果说我译的《井冈山》是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失掉了一些东西，不能算是毛泽东的词。那么，其他中外翻译家译的《井冈山》有没有无色玻璃般的翻译？是不是也失掉了一些东西？能不能算毛泽东的诗词呢？下面就举“早已森严壁垒”的两种译文为例：
1．Already our defence is iron-clad，(Boyd&Yang)
2．No one cracks through our forest of wall，(Engle)
第一种译文还原大致是说：我们的防御已经是铜墙铁壁，比起原文的“森严壁垒”来，防御工事太散文化，铜墙铁壁又太形象化。第二种译文说：没有一个人能冲破我们森林般的壁垒，森严的形象译出来了，但是“无人冲破”又嫌加字太多。没有一种译文能像五色玻璃。所以我认为译者只能在不违反求真的原则下，尽量求美。这个问题钱先生约我面谈过一次，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他译“吃一堑，长一智”的实践看来，他的译文是既真又美的。
香港商务印书馆约我译《唐宋词一百首》。读到李清照的《小重山》，发现有几句不好懂：“春到长门春草青，红梅些子破，未开匀。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注解中说：“碧云”指茶叶。我想，是不是指清照早晨饮茶，“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呢？没有把握，又写信请教钱先生了。得到他11月25日回信，摘抄如下：
我昨夜自东京归，于案头积函中见尊书，急抢先作复，以免误译书期限。李清照词乃倒装句，“惊破”指“晓梦”言，非茶倾也。谓晨尚倦卧有余梦，而婢已以“碾成”之新茶烹进“一瓯”，遂惊破残睡矣。
钱先生的信使我恍然大悟，于是翻译如后：
When grass grows green，spring comes to lonely room，
Mume blossoms bursting into partial bloom．
From deep red to light shade.
Green cloudlike tea leaves ground into powder of jade
With boiling water poured in vernal cup
From morning dream have woke me up．
译文还原大致是说：春草青青，春天来到了寂静的闺房；红梅已经初开，颜色有深有浅，不太均匀。碧云般的茶叶碾成了一笼玉屑，用开水一泡，倒入泡春茶用的茶杯之中，把我从早晨的春梦中惊醒过来了。原文中的“长门”是指“冷宫”，汉武帝把贵妃阿娇贬入长门宫，从字面上讲是冷宫，实际上是说丈夫离家在外，清照一人独守闺房，冷静寂寞，只有梦中能见丈夫，偏偏好梦又给早茶惊醒了。所以译文不能译字求真，而要译意，才能既求真又求美。
钱先生给我们讲过英国评论家阿诺德的《经典怎么成为经典？》，说经典并不一定受到多数人欢迎，而只得到少数知音热爱。我就来看经典中的说法。《论语》有一句名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是说：知道不如爱好，爱好不如乐趣。应用到翻译上来，就成了翻译评论的三部曲：第一步，问译文能不能使人知道原文说了什么？这是低标准。第二步，问读者喜欢译文吗？这是中标准。第三步，问译文能使人感到乐趣吗？这是高标准。两种译文都能使人知之，哪一种能使人好之或乐之呢？爱好和乐趣是个主观的问题。不是客观的科学真理，各人的答案可能不同。
总而言之，钱先生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很大，指引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在联大只有一年，外文系四年级的王佐良学他，去英国牛津读了文学学士学位；杨周翰跟踪，学了比较文学，成了国际比较文学会副会长；李赋宁听了他的文学理论，主编了《英国文学史》；许国璋学他写文章，讲究用词，出版了畅销全国的《英语》读本；三年级的周珏良做过外交部翻译室主任；查良铮（穆旦）翻译了拜伦和雪莱的诗集；二年级的吴纳孙（鹿桥）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任教，出版了回忆联大的《未央歌》；一年级的我出版了唐诗宋词的英法译本；还有工学院的状元张燮，理学院的状元杨振宁（后来怀疑宇称守恒定律，得了诺贝尔奖）。钱先生考试时要我们写作文，论“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我看联大的历史也可说是人才的竞起，不少人才受过钱先生的教诲，是他在茫茫大地上留下的绿色踪迹。
（此文写于钱钟书先生100周年诞辰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