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于6月17日上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许渊冲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翻译事业，累计翻译出版了中、英、法三种语言的译作100多部，并且翻译风格极具个性。直至生命最后的日子，许渊冲仍在夜以继日地翻译莎士比亚和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许渊冲的生命跨越了二十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每个阶段都有无数可以讲述的故事。今年4月份，在许渊冲百岁诞辰之际，华文出版社出版了《许渊冲百岁自述》一书，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杨振宁和我”一节的部分内容，以表纪念。
（一）往事
在人生成功的过程中，须具有三种因素：一是天才——学问方面，天才成分占的多。有无发明与创作是不只以得多少分数，几年毕业所能达成的。二是努力——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的多。每个人都有他所应做的事，做到尽善尽美就是成功。三是命——事业方面，命或机会成分占的多。命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
——摘冯友兰语
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杨振宁的成功是三种因素都具备了的。第一，先谈天才。他四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字；而我四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
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来说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大一英文”的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个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课的考试，他不是100分就是99分，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了。这不是天才吗？
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杨振宁的父亲武之教授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六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宁的二弟振平说：“六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
振平又说：“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
振平还说：“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七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毫不费劲就学到了古代诗句的。我后来把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译成英文：
I would ask you to drink a cup of wine again.
又把李白的“与尔同销万古愁”译成：
Together we may drown our age-old grief and pain.
这就发挥表达力，把这一副“绝对”译成韵文了。
振平又说：“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古典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我们听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晚饭后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了。”振宁边看边翻译，说明了他学习不费劲的原因。我在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也加强了中译英的能力。
振平还说：“大哥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段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我在中学时也喜欢骑自行车从坡顶上冲下来，但不是冲上独木桥，而是平坦的阳关大道。江西南昌第二中学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一道门槛，门槛正中有个缺口，只能过一辆自行车，但前轮和后轮必须成一直线，否则车子就会摔倒。我也喜欢骑车从缺口过，过了就得意洋洋，过不了也不会摔跤。这说明振宁骑车力求尽善尽美，我却甘居中游。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52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振宁的妹妹振玉说：“大哥童年时在清华的玩伴，画家熊秉明当时已显出艺术才华。他和大哥合作自制土电影放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看。由秉明画连环图画，大哥在旧的饼干筒的圆口上装上一个放大镜，筒内装一只灯泡。当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抽过时，墙上即有移动的人物。”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这真可以算是尽善尽美的土电影了。
武之先生作总结说，振宁“天资聪颖，得天独厚，又刻苦努力，竟集学问之大成，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已对人类作出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光”。这就是说，在取得成功的三个因素中，他既有先天的才能，又有后天的努力。那么，第三个因素——人生的机遇如何呢？
杨振宁自己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1937），清华园的八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童年。1938年，他在昆华中学念高中二年级，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据振平说，他是两万考生中的第二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联大，是外文系的第七名。第一名是江苏才女张苏生，她“大一英文”的成绩最高，比振宁和我都高十分。但大二时上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我的考试成绩居然比她高出两分，这就增加了我学好外文的自信心。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桥牌（潘家洵教授音译为“不立志”），本来是一副“大满贯”的牌，她却“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就刹车了。这似乎预示了我们后来不同的命运。1942年，她和杨振宁同时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为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去做英文翻译，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虽然没有念完，却将英国17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译成中文。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美国，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机遇。同时考取的有联大工学院的助教张燮，张燮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和熊传诏同班。熊是文科冠军；张是理科冠军，曾得江西省数学比赛第一名。来联大后，杨振宁是理学院的状元，张燮是工学院的状元。当时工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程的考试最难通过，全班常有一半学生不及格。张燮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了头卷，而且得了满分。工学院的同学都说他是天才。但1957年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张燮却在云南大学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一蹶不振。两个天才的命运如此不同，真有天渊之别！
在他们两人公费留美时，我报考了法国文学专业，成绩是第四名，只能自费出国。这是我一生的重要关头，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20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在杨振宁得奖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国名剧《一切为了爱情》，后一年又出版了法国罗曼·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还将毛泽东的诗词译成英文诗和法文诗。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公布了“高教六十条”，说外语一级教授必须精通两种外文。在我看来，“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外文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不料评的结果，没有一个一级教授用两种外文出版过作品。而我这个符合规定、出版了中英法三种文字作品的人，却只被评为最低等级的教授。因此我想到，假如杨振宁像我一样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回到中国，他肯定得不到诺贝尔奖；假如我留在国外，也取不到今天的成绩。因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在美国如果不受种族歧视就算好事，而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古诗选都是不押韵的，所以我的诗体译文在国外很难出版。现在国内出版了五十多本我的诗体译文，已经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这就是命运了。
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法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二）久别重逢
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所创造的须对人类发生有益的影响而且有持久性。
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但丁在我们看来是伟大的，但是他以前有几个世纪的文化教养。
—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
1997年，杨振宁在南京参加“杨振宁星”命名仪式之后，于5月28日来到北京。我们自从西南联大毕业，已有五十多年没有见面。那时我已出版了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书中谈到我们当年一同上课的往事。他读了有兴趣，从美国发来电传，约我在北京面谈，并且寄来了两本《杨振宁文选》。
我在香港《今日东方》创刊号上读到他的文章，他说：“我那时在西南联大本科生所学到的东西及后来两年硕士生所学到的东西，比起同时美国最好的大学，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当时西南联大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了。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昆明联合组成的大学；现在三校都在争创国际一流水平，那联大的历史不是可以作为借鉴吗？
杨振宁为什么说联大比当时的美国大学还好呢？联大常委梅贻琦校长有一句名言，说大学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当年联大有哪些大师。杨振宁“大一物理”的教师是赵忠尧教授，赵在1930年第一次发现了正负电子对的湮灭现象。杨“大二电磁学”的教师是吴有训教授，吴在1923年随康普顿研究X射线的散射，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解释，使康普顿在1927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杨的“大二力学”教师是周培源教授，学士论文的导师是吴大猷教授—杨说，他从周、吴二位“学到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比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又说：“周先生……是中国广义相对论研究和液体力学研究的带头人。吴先生则是量子力学研究……在中国的带头人。量子力学是20世纪物理学最重要的革命性的新发展。……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今日的半导体元件，也就没有今日的计算机。”杨的硕士论文导师是王竹溪教授。吴大猷和王竹溪两位“引导杨振宁走的两个方向是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这是他一生中主要的研究方向”，而在1949年至1950年间，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里还“没有人研究统计力学”。杨振宁在大三时选修过陈省身教授的“微分几何”，后来明白了陈省身—韦伊定理，领悟到“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逻辑及优美这些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那真是令人感到悚然”。有了这些理学院的大师，西南联大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大学。
联大文学院如何呢？文学院院长先是胡适，后来是冯友兰。冯先生总结了两千五百年来儒家礼乐治国的哲学，可以说是20世纪的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倡导以诗文证史，以史释诗文的方法，沟通了文史两科的内在联系，是文史界的一代宗师。中国文学系有散文大师朱自清、小说大师沈从文、诗人闻一多，他们的研究都达到了国际水平。外文系吴宓先生是第一个研究中西比较文学的大师。钱锺书先生则学贯中西，直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能和他媲美。
在这些文理学院的大师引导之下，西南联大出了很多人才。除了杨振宁、李政道这两位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校友之外，物理系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核武器专家朱光亚、半导体专家黄昆等人；数学系最突出的是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工学院的人才也不少，如三峡水利枢纽的设计大师曹乐安、1959年对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有功的何广慈、创建三元流动通用理论的气动热力学家吴仲华、在美国最早参加电子计算机开发的陈同章、我国中远程火箭的总设计师屠守锷等人。文法学院则有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与《国际法》的主编端木正、作家汪曾祺、诗人穆旦等。我虽然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惊人贡献，但在国内外出版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英译本，也是出自文法学院。
杨振宁说：“中国学生念书远比美国学生念得好。中国学生中，念得好的很好，即使念得中等的也比美国学生中念得好的要好。因为中国学生受到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学习上严格、认真、努力。”“中国学生在考试成绩上一般名列前茅，但在做研究工作方面，中国学生就显得吃力，创造能力不够。”在我看来，杨振宁就是念得好的典型。他在联大微积分和物理的成绩是99分和100分，其他各科也都名列前茅，就连英文，也比我这个外文系的学生高出一分。而我却只是个中等学生，虽然法文和俄文也考了99分和100分，但英诗和翻译却只得78分。后来，我把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却是重视了“创造能力”的结果。杨振宁说得好：“一个人要用功读书，这是对的。可是除了用功之外，还要提倡能够想办法发展每个人的兴趣。有了兴趣，‘苦’就不是苦了，而是乐。假如到了这个境地，我想很多工作就比较容易出成果了。”我出成果，正是因为把创造美当成了人生的最高乐趣。
杨振宁说：“我在中国学到了推演法。在芝加哥大学又学到了归纳法，先后得到了中西教育精神的好处。”芝加哥大学费密教授研究风格的特点，杨振宁认为“是从物理现象出发，不是自原理出发”。我认为这个特点很重要，和我国一些翻译理论家的研究风格恰恰相反。他们不从现象出发，而自原理出发，凡是不合乎他们的原理的现象，他们就认为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好的。举例来说，《杨振宁文选》中引用了杜甫的诗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们夫妇来京时，我就问他们是如何译的。振宁向我要了我的两本著译，一本是北京大学名家名著《中诗英韵探胜》，另一本是英国企鹅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不朽诗三百首》。我在两本书上都题了这两句杜诗的英译文，一本把“得失”直译为“gainandloss”，另一本意译如下：
A verse may last a thousand years.
Who knows the author's smiles and tears ？
我自己更喜欢意译，但译论家却从直译的原理出发，认为前译更好，这就妨碍了创造力的发挥了。
我们久别重逢，振宁问我译了晏几道的《鹧鸪天》没有。接着他就背诵起来：“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我说译了，并且翻到《中诗英韵探胜》415页。他一读到“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就说他记得是“桃花扇底风”。我说有两种版本，“桃花扇底”说扇子上画了桃花，歌女边唱边摇扇子，歌舞通宵，累得连扇子都扇不动，扇子底下都没有风了。这样解释，那么上联的“杨柳”就是楼名。如说“桃花扇影”，那杨柳和桃花都是实物，指楼周围的杨柳和桃花留在扇上的影子，甚至留在风中的影子，月亮低沉，扇上和风中的桃花影子都消失尽了。两种版本，哪种对呢？两种解释，哪种美呢？如果很难说哪种对，我就按照更美的解释翻译。因为译诗的主要目的不是使诗人流传后世，而是使人能分享诗人美的感情。我认为译诗要巧，要发挥创造力。
杨振宁曾说过：“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与具体的方向走。”又说：“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没有了。”“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我很赞成他的见解。相对而言，“桃花扇底”更加准确、具体，是用空间的变化来表示时间的流逝，欢歌达旦，连歌女扇底下的风都停了。“桃花扇影”却更模糊、朦胧，可以说是扇上画了桃花，也可以说是月亮把花影留在扇上，甚至可以说是把花影留在风中，连风也染上了桃花色，和桃花一样“陶”醉、融“化”在歌声中——这就不只是用空间来表示时间，而是用声色的交融、视觉和听觉合而为一来描写欢乐之情，那不是比“桃花扇底”更有诗意吗？同样的道理，上联“舞低杨柳楼心月”可以理解为跳舞跳得月下柳梢头了，那是用空间表示时间。“楼心”我看应该是楼在杨柳中心的意思，和“扇影”是桃花留在扇上的影子一样；月“低”则不只是表示空间和时间，还可把月亮拟人化，说月亮观舞听歌入了迷，要低下头来看个清楚、听个分明，那描写歌舞通宵的欢乐之情，不是又更深了一步吗？不是更能表明中文写诗的优越性吗？无怪乎英美意象派诗人都以中国诗为师了。
《杨振宁文选》上说：“做物理研究之三要素是三个P：Perception、Persistence、Power，即眼光、坚持与力量。”我对振宁说：“可以译成‘眼力、毅力与能力’。”他说：“那不是把‘三P’变成‘三力’了吗？”我说：“你本来就是力学大师嘛！”他在《文选》上说：把“已有的知识和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从而冒出新的方向，这才是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我看他不仅是在文化上，就是在科学上的论述，也能给我启发。杨振宁认为：“自然界中存在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强作用、电磁作用、弱作用和引力。现在知道，传递这些作用的都是杨米尔斯场。”把这些作用和自己的见解结合起来，我认为，两种文学在翻译时存在三种势态：优势、均势、劣势。译者要化劣势为均势，充分发挥优势。这种说法似乎牵强，但对我而言，却能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振宁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大成就，我也在文学翻译上取得了小成果。归根结底，不能不感谢西南联大和清华研究院给我们的教育。联大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我看一是因为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二是因为培养了一批有创造力的学生，三是因为学术自由、领导民主、员工精干。联大师生比例是一比十，教职员的比例是十比一，可供今天的大学参考。邓小平同志说过，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又说他愿做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我看联大师生多是好猫，领导又是后勤部长，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今天我国不少大学都在争创一流，我看可在出人才、出大师、学术民主三方面下功夫。
振宁是和夫人杜致礼同来北京的，我和内人照君同去清华园看他们，并且共进早餐。振宁在昆明教过致礼，他问照君是否也是我的学生？照君说是，并且告诉他，她年轻时见过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一听她的名字就说：“昭君是要出塞的。”结果她果然在塞外工作了十八年。我问致礼：“1945年昆明市在拓东体育场开运动会，杜聿明将军带了子女绕场一周，其中有没有你？”致礼说有。那就是说，五十年前，我们曾经相逢不相识了。致礼说，她同振宁参观过吴冠中的画展，非常欣赏。振宁问我是不是认识吴冠中。我说是留法同学，近来我们还互相赠书，会过两次餐。我问振宁，能不能为我的《追忆逝水年华》英文本写篇序言。致礼说他太忙，振宁却说：“我在睡觉前抽时间看看，给你写一篇好了。”照君说：“你们下次再来北京，我们一定请你们和吴冠中夫妇便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