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总部设在温哥华的《广告克星》（Adbusters）， 一家以对资本主义的犀利批评而知名的印刷和网络杂志，出版了新的一期。与平常不同的是，这期杂志中夹了一张海报，画面是一位芭蕾舞女站在铜牛身上起舞，背景是带防毒面具的警察和烟雾。海报上方是醒目的红字：“我们统一的要求是什么？”下方，用黑字写着寥寥数行：占领华尔街，从9月17日开始，带着你的帐篷。
《广告克星》发出这样的号召并不稀奇。在过去20年里，它一直致力于“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这一主张起源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反消费主义运动，目标是破坏和颠覆主流的文化制度，特别是企业广告。《广告克星》的联合创始人和总编辑凯乐·拉森（Kalle Lasn）原本就是一位广告创意人，现在却以“反广告”为业，通过创造伪装的广告以解构真实产品的广告信息。在2006年柏林的一次广告设计创意大会上，拉森宣称：“我认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实验已经撞到了墙上。”他对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环境和心理代价深感痛心，认为世界走到这一步，广告人员难辞其咎。
拉森号召广告从业人员反叛自己的职业。“我们创造酷，又打破它，”拉森说，“我们是决定一本杂志外貌的人。我们是创造电视的感情和语调的人。我们也是把握互联网的得失出的人。我们比其他职业都更加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当然，拉森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讲到广告人的力量并非一种不受约束的力量。在把广告人视为文化革命的先锋方面，他可能走得稍远了一点。无论如何，拉森在年轻人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他懂得怎样发起一场运动。
拉森先是把7月的这期杂志通过邮件群发寄给其文化干扰者网络的9万多名成员，同时，7月13日，《广告克星》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布博文，号召“转变革命策略”，汇集成千上万的人到下曼哈顿，“架起帐篷、厨房以及和平的路障，把华尔街占领上几个月。一旦到了那里，用喧哗的众声不停地重复一个简单的要求。”博文署名“文化干扰者总部”，也第一次推出了#occu-pywallstreet的推特标签。
博文强调说，这场抗议将不会有任何领导者。并且，那个“统一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要等抗议者聚集了足够庞大的人群以后，再由这个人群决定。你会发现，这篇博文精确地预见了其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展路径。
很重要的一点是有关“占领”概念的提出。像任何一场运动一样，运动的传播需要一个火种。在这场运动中，“占领”概念就是日后令野火在全球蔓延的火种。当然，“占领”并不是《广告克星》的首创，占领华尔街运动非常明显地继承了阿拉伯之春以及其后西班牙和希腊民众以“愤怒者”的名义，在公共空间安营扎寨的举动，“占领”实际意味着到达某个公共广场或公园，“收复”这些本属于民众的空间，在那里建立组织总部，然后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
然而《广告克星》把“占领”概念放大和凸显，其关键意义在于，抗议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也不是一次性结束的，相反，它每天发生，全天发生，永无止歇，人们因此有机会实际注意到这场运动的存在。过往常见的情形是，如果抗议在某一天发生，等你知道了这件事，你卷入它的机会已经过去了。“占领”则不然，它使得抗议具有了永续性，这也就是《广告克星》所说的“革命策略”的转变的意义所在。“占领”实际上取得了比一次传统的示威游行大得多的影响。《广告克星》提出占领华尔街，地点也极具象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华尔街和纽约股票交易所就像美国的市镇广场，其重要性可能仅次于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广告克星》本来期望它的号召能聚起2万抗议者，在华尔街建成一个“帐篷城”，但在9月17日响应的人只有数千，而且，纽约警察把这条美国最知名的街道用路障和检查站封锁起来，并宣布帐篷非法。抗议者最后将距离华尔街箭步之遥的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变成了一个城市露营地，并将其重新命名为自由公园。
这个公园在曼哈顿金融区是个很受欢迎的地方，因为它在摩天大楼环伺之中，是一片难得的空地。911袭击发生后，这里遍布世贸中心的残骸。抗议者所找到的这块纽约的“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令人心悸：它恰好处在两个灾难区域的中间，后面是在2001年恐怖袭击后化为废墟的“归零地”（Ground Zero），前面是又过了几年后在金融巨骗的袭击下坍塌并燃烧的华尔街。这两场灾难深深定义了二十一世纪的不安的美国。《广告克星》的成功还表明，只要有足够好的理念、强大的打动人们心弦的情感，并且熟知如何使用社交网络，一切都有可能。“占领华尔街”运动缺乏组织，也没有领导，但它几乎完全通过网络，利用Twitter、Face-book与Meetup等平台，就动员了全球数以万计的人。
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几岁的抗议者熟练地使用各种网络工具：比如Vibe，这是一个允许人们匿名张贴文字、照片和视频的平台，尤其适合在集中的时间段和较短的距离内使用，这使它成为集会应用的极佳工具；比如WePay.com，一个快速筹款平台；比如流媒体的视频直播，依靠很便宜的相机和高速无线连接，抗议者不间断地向全世界放送自由公园的实况；各种网站也层出不穷，从We Are the 99 Percent，到Parents for Occupy Wall Street，再到Occupy To-gether，甚至戏仿的Occupy Sesame Street，不一而足。
两种社会运动
《广告克星》作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始作俑者，成功地传播了一个文化基因（meme），即便是在缺乏清晰的诉求和明确的标靶的情况下。它体现了社会运动的一面，即社会运动作为公共艺术（activism-as-public-art）。“占领”概念引发了关注，造就了流行，并变成了人们谈论破碎的梦想的试金石一样的东西。它所引发的意象和语言在人心中产生极大的共鸣。
然而，社会运动还有另外一面：作为公共过程的社会运动（ac-tivism-as-public-process）。这个区分是年轻的社会运动研究者大卫·卡普夫（David Karpf）作出的，他认为社会运动的组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像文化干扰者所做的那样，对当代社会提出激烈的批评，特别是要对企业的不正当势力展开曝光。另一种，是社区组织者所相信的，需要在改善人们的生活、改变权力的均衡方面取得可见的胜利，赋予人们一种自我力量感。前者所从事的是作为公共艺术的社会运动，后者从事的是作为公共过程的社会运动。公共艺术和公共过程各有其位置，但会把一场运动带往不同的方向。
文化干扰者通常不是好的组织者，而是好的发起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自由广场上，你几乎见不到来自《广告克星》的人。在那里活跃的是传统的活动分子和社区组织者，这些人曾经卷入过形形色色的进步事业当中。随着事件的进展，占领运动越来越剥去“文化革命”的外衣，开始逐渐获得组织支持。这样的好处在于，即使对于激进分子也需要规则。组织工作完全不同于攫取眼球的“文化干扰”。真正的活计在于“和一个人谈，再和一个人谈，再和另一个人谈”。它缓慢，困难，常常吃力不讨好，但却意义深植，可能带来深刻而长远的结果。
占领运动获得组织支持的一个例证是工会的进入。纽约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工会——医疗、教育、交通、通信系统的工会——都参加了10月5日的大游行。这对整个运动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工会，作为专事运动的组织，比公园里的年轻人更加精通组织之道，这有助于运动声势的扩大。然而，如果运动迅速扩大，集体决策将变得更加易碎，而且更趋意识形态化。在反越战示威中，当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的规模突然膨胀时，其最初领导者发现他们很难跟上所有新加入和不熟悉的人，因而无法维系核心的信任纽带。何况“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领导。
新加入的组织群体都曾承诺同民主党一起工作，毫无疑问也会愿意把占领运动的能量和势头据为己有。所以，公园里的年轻人担心，怎样在新的外来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过程的纯洁”。运动所声称的那种“水平的，自治的，无领导的，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不断修正的”民主，眼下还处于一个微妙的实验性阶段。
到目前为止，运动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彼此信任的活动社区，大家各自贡献自己的技能，并且也能够就目的和手段达成一些最基本的共识。然而，工会的进入造成了新的挑战：它们能够提供支持者和资源，但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组织。它们有着从上而下的等级制结构，并且拥有自身的筹款基础。这意味着有些事情它们可以公开说，另一些事情则必须藏在桌面下。相比之下，占领运动者则通常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整个运动都建立在一个分散化的基础之上。所以，运动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既实行直接民主，又能够团结那些带有运动者比较排拒的组织形式的群体。
在工会那一边，有些工会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劳工运动需要向占领运动学习，开掘年轻人的能量。他们承认，这场运动影响和激励了非常多的人，而这是劳工运动在过去很多年都没有能够做到的。虽然他们也曾发起过多次抗议活动，但几乎都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太大注意，尽管他们可能动员了比占领运动多得多的人上街。例如，去年10月华盛顿的一场劳工集会吸引了10余万人，但也没在媒体上掀起多大动静。
这其中的原因，既包括工会未能提出在更广大的民众当中引起共鸣的诉求，也包括工会日趋老化，往往只能代表老一代工人，缺乏年轻人的活力。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工会本身不够民主，工会的领导人喜欢聚光灯，这和占领运动的民主性和分散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问题是，作为公共过程的社会运动需要规模的扩大化，而规模的扩大意味着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等级制——就连Linux和维基百科这样的开源项目也有历经多次迭代而发展出来的领导结构。与此前的运动不同的是，现在的运动中存在社会性媒介，它到底能不能帮助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呢——让一个运动成长壮大，同时保持其核心的气质风貌？ 观察这个进程本身是激动人心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