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19日维新运动正如火如荼之时，康友为从北京寄了一封信给在大阪留学的族人康同文。他掩饰不住春风得意之情，声称光绪帝现在发奋力变新法，“于我言听计从”，自己现在奉旨专摺奏事，所受之宠信，不仅在本朝未见先例，“外论比之谓王荆公以来所无者，此千年之嘉会也”，自诩王安石以来第一人。这封信中康有为还断言八股文即将无用，叮嘱晚辈多读日文书、兼习西文，提醒他在日本须谨言慎行，因为康同文的一言一行“皆与我有牵”。
此信随后被康同文转交给他的日本老师山本宪，后者则将它与梁启超、王照、汪康年等人寄来的两百多封信一起保存下来，汇成戊戌变法相关史料的一方海外重镇——然而山本宪是谁？其实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他都只能算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无权无势，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要不是这批资料恐早已被历史所遗忘。但恰好因为这位大阪布衣身份卑微，清国士大夫在与他交往时没有什么包袱，也不需要客套矜持，来信中几乎可以知无不言。
数量庞大的“山本宪关系资料”2006年由遗族捐给日本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得以被研究者广泛利用。2017年1月，山本宪关系资料研究会将“清国人书简”部分整理、注释、翻译，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变法派的书简与〈燕山楚水纪游〉―“山本宪关系资料”的世界》一书。同年6月，研究会的中国成员吕顺长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两书内容重合部分不少，日文著作所收书信更多，又含《燕山楚水纪游》一整部，更利于把握山本宪的人生轨迹，并窥见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人在东瀛的活动细节。
山本宪字永弼，号梅崖，1852年出生于高知县的汉学世家。他3岁开始读《论语》，7岁从祖父受《水浒传》《三国演义》，10岁已读完《左传》《史记》，并旁及二十一史。孔子云“礼失而求诸野”，在明治维新前后那个先举国震荡，继之全盘西化的日本，位于四国岛最南端的高知县仍然保存着江户时代的儒学传统，这种传统教育背景也奠定了山本认同中华文化、倾向中日联盟的政治底色。
年轻时的山本宪当过小学教员、电信局技师、军人、报社记者，1885年因参与自由民权运动被投入监狱，三年刑满释放后政治理想幻灭，为维持生计在大阪开设“梅清处塾”，招收生徒，传授儒学。甲午战争后中国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的需求猛增，但入正式学校暂时无门，素来主张亚洲主义的山本宪对他们敞开了校门。在1897年年底浙江官费生嵇侃、汪有龄和广东人康同文拜入门下，成为最早的中国留学生。
那年9月22日，山本宪独自一人从神户启航，赴清国壮游三个月，广交大陆名士，鼓吹中日联盟对抗欧美。在山本眼中，十九世纪末的清国人“概皆饶财”，生活水平比日本人要高得多，但值得忧心的不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他在《燕山楚水纪游》中描述北京“城郭邑里、园池寺观，莫物不壮大，而莫物不败坏。其壮大可以徵明以前之盛，其败坏可以验清以后之衰也”，更糟的是清国人心、风俗、制度各方面亦已败坏，他认为照此下去“将举国败坏焉”，非下决心变法不可：“自非一大猛断，改革制度，安能救之耶？”
山本又觉得，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改革不足为法：“西人务美外观，而内实有丑状不可言者。东亚自有东亚风气，何必拾西人唾余”，清国的变法者应该扬长补短、取舍得宜，像基督教这样狡狯的宗教就最好敬而远之。临回国前，他在上海聚丰园的宴会中得与梁启超同席，虽然没搭上什么话，但却对这位《时务报》主笔留下了“年未壮，文名甚高”的深刻映像。
山本宪回日本不久，清国就迈入多事的戊戌年。年初康有为的族兄康有仪以四十岁的“高龄”赴日本留学，七月通过熟人介绍入学梅清处塾，成了儿子康同文的师弟。与名满天下的康有为不同，康有仪年轻时游手好闲，人到中年方专心向学，他在大阪每日苦学日文，课余以译书自给，山本宪对之照顾有加。由于康氏父子同时在自己门下，戊戌政变爆发前后那几个月里，山本宪意外地成了全日本消息最灵通、最准确之人，甚至超过了大隈重信、犬养毅、青木周藏等政府领导人。
1898年9月21 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禁光绪帝，百日维新戛然而止。此消息震惊中外，冲击波随即到达日本。听说此事的山本宪27日匆忙赶往东京，向外务次官鸠山和夫询问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的安危，但鸠山对此也云里雾里。半月后山本上书大隈首相，猛烈抨击日本政府在此次事变中的对策，认为慈禧此番政变“贻欧美可乘之机”，政府却毫无作为，着实令人痛心。这封信内容后来由《大阪每日新闻》披露，但由于内容太过火爆，始终未得到大隈首相的正面回复。
虽然山本宪的反映最快，但真正促成日本政府营救清国维新派的却是东京的亚洲主义团体，即以香川悦次、井上雅二为代表的“东亚会”，和以近卫笃麿为中心的“同文会”。尤其东亚会在政变发生前已吸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入会，他们在10月1日向大隈首相提交请愿书，盛赞梁启超等人的忠勇义烈、大公无私，并称“即于朋友之义，某等又岂能坐视其蒙冤就屈，倒于刑戮哉。”其实当时梁启超已经逃入北京的日本使馆并成功离开北京，由于保密工作细致，很多人误传梁已经被捕。
戊戌变法不仅是清国范围内的政治运动，它的导火索、模板和民间力量，都有浓厚的日本元素。1895年马关条约惊醒的不仅是清国士大夫，随后德、法、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迫使日本被放弃已经到手的辽东半岛，也使部分日本知识人在巨大的羞愤感中萌生了亚洲主义立场。他们暂将清日矛盾抛诸脑后，认为当务之急是“亲中拒俄”即所谓的“支那保全论”，清国变法变成了他们的分内之事，因为其成败关系到日本与欧美列强对抗时能否占据主动。虽然戊戌维新暂时受挫，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仍然相信只要康、梁来日本与他们联手，就有可能卷土重来。
通过9月28日康友仪的来信，山本宪得知康有为不久后必来日本：“舍弟果能为英舰保出，自必先到贵邦，此是其平生所欲游而未暇者。既到后，则他日又必久留。”三天过后，驻清国公使矢野文雄才收到康有为“上废国危。奉密诏求救，敬请谒贵国。若见容，望电复，并赐保护”的电报，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也在同一天收到恩师要来日本的消息。获知此重要情报后，10月21日山本宪在大阪召集同志成立“日清协和会”，该会宗旨是促进日清两国人的亲睦提携，“以通彼此气脉，以期扶植清国，保全东亚大局”，又誓言会员当互相保护：“若被匪类陷害，吾侪当死力报之。”明显是在为康有为来日后的活动做准备。
10月25日午夜，康有为在宫崎滔天的陪同下抵达神户，没做休整就直奔东京，与之前到达的梁启超、王照重新会合。29日山本宪便携康有仪一同上京，与三人会面，清国亡命客们对屡次出手相救、现在又特意赶来的山本感激涕零。由于大阪与东京间交通不便，双方的来往称不上特别频繁，而且主要集中在之后的两个月内，主要通过康友仪的中介进行交流。
刚在东京安顿下来，康有为就从四书五经中寻章摘句，宣传营救光绪帝的合法性。康向山本倾诉道，五经经文早已昭示“经义妇人不得临朝，其临朝皆悖义理”，断言慈禧太后将重蹈西汉吕雉、唐代武曌之覆辙，最终导致天下大乱。根据儒教教义，“君臣、父子、夫妇三纲之义，悬于天壤”，慈禧太后虽是同治帝的生母但不是嫡母，“于今上则为先帝之遗妾耳”，她与光绪帝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君臣关系，故她所发动的政变也不是什么“训政”，而是以下犯上的废立篡位。康有为还坚信日本与中国“同教、同文、同俗、同种、同文，在地球万国，未有若贵国之亲者也”，这番“三纲大义”其他国家的人都听不懂，只有日本是知音：“逆妾拥兵废立，皇上被幽废，候时窃权，自在淫后，然天下不以为然也，此万国无之，若贵国则同经义者。”
事实证明理论虽然雄辩，但根本上只是在日保皇派们的一厢情愿。日本政府虽然暂时收留了康梁，但上层官员无意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国保守派对抗，更别说帮助光绪帝复辟了。茅海建先生曾总结康有为在日本流亡的半年时间里“并没有见到大隈重信、山县有朋、青木周藏等日本政府高层人士，与他打交道的是犬养毅、副岛种臣、品川弥二郎等非实任的政治家，经常交往者为日本外务省中下层官员与大陆浪人。”事实的确如此，然而12月8日梁启超还致信山本宪，请求他介绍日本高官的住址给康有为，仿佛不知道山本也不过是一介布衣，对此根本无能为力。
由于上层政治路线无门，梁启超最后只能重回戊戌变法前的老路——言论救国。在横滨华侨冯镜如、冯紫珊的帮助下，12月23日梁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并自任主笔，康门弟子麦孟华、欧榘甲辅之，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当然也不忘抨击慈禧太后。梁启超热情邀请山本宪为报纸供稿，山本报以《东亚事宜》等文章，还推荐学生片冈鹤雄为报纸翻译文章。从康有仪的书信来看，《清议报》在日本华人圈中颇为畅销，故支付了山本和片冈颇为丰厚的润笔。
合作办报与办学，这可能是清、日两国的亚洲主义者间仅有的几项实际成果。到1899年初，因为清政府持续向日本政府施压，反复要求驱逐康梁，并派出多名刺客潜入彼国伺机行刺，日本政府最终决定礼送康有为出境，保皇派的其他人在保证不再攻击清政府的条件下可以留下。山本宪对此强烈反对，在与伊藤博文的下属楢原陈政会面时表示“穷鸟入怀，猎人亦不忍杀之”，但仍然无力回天。当年3月底，康有为怀揣着日本政府给的一万五千日元巨额“旅费”启程赴加拿大，他的离开也宣告百日维新运动在日本苟延残喘半年后宣告彻底失败。
1900年北京义和团事变爆发时，山本宪向山县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上书重提“清国扶植”论，认为力避免清国被列强所瓜分，这可以阻止俄国势力的继续南下，对日本的国家安全也更为有利。翌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明显与此诉求背道而驰，也反映出日本下决心抛弃福泽谕吉口中的“亚洲的坏邻居们”，奋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心灰意冷的山本那年夏天患病，为养病关闭大阪的“梅清处塾”，移居冈山县直至1928年去世。失落的亚洲主义之梦也被尘封于本州岛边陲的小镇牛窗，要等到九十年后，才会被学者们再度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