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证我国顺利实现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有限全球化的战略，应重点开展以下七项任务。
1.在战略过渡期内，抓紧完成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任务
中国金融战略之所以设置“过渡期”，是因为国内的各项金融、经济制度还不适应金融全球化下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作为一个人均收入近4000美元、又处于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基本满足适应自身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首先是稳健的，并且这种稳健不再是过去以政府隐性担保和囿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行为而取得的，也不再是在过去“金融国门始终不敢完全打开（也不可能永远不打开）的情况下取得的，而应是能适应海内外金融市场冲击的、有内在自身制度保障的稳健。其次，这个金融体系是灵活的、有弹性的，它能根据经济不断发展需要和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的演变，及时提供新的、有效的金融服务。这唯一的出路，就是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尽快消除各种形式的金融管制，基本实现国内金融充分的市场化。
基本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这既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基本内容，又是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前提。
要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其主要内容是，加快和完善国内各方面的制度改革，重新审视和取消相关的各项行政审批制度，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能依合理的市场规则较自由地准入；基本确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框架，包括统一的债券市场、主板、二板、创业板框架和全国统一有效的产权交易市场等；利率、费率的基本市场化和汇率弹性的进一步扩大；真正建立灵活多样、适合中国广阔市场特征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完善政策性金融与市场性金融在机构、业务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彻底解决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委托代理机制，基本形成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有进有出、有增有减”和绝对与相对控股的格局。
要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核心是必须放松国内现存的各种金融管制。要严格区分金融监管与“保姆式”管理，妥善处置加强监管和鼓励创新的关系。如果迟迟不放松各项金融管制性约束，只会拖延金融对外的步伐，贻误整个金融战略的实现，最后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尽快实现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是各项金融改革开放任务中的重中之重。
2.确立市场真正可信的、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我为主，建立人民币货币区，符合我国长远的经济利益。但是限于我国现有的条件和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当前根本不可能实现。完全加入他国现有的货币区，又不符合我国作为经济大国复兴的利益。因此，只有通过其他相应政策的配合，适当限制我国货币政策机制的独立空间，同时提高政策的市场可信度，实行以钉住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是一种无奈的、也是必要和可行的选择。其方向是随着我国宏观调控能力和金融市场深度与广度的发展，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进一步拓展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空间，在追求“以我为主”货币区的逐步形成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的稳定。
3.形成以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人民币区域化为核心内容的金融开放格局
这既是中国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也是中国资本管制渐进开放政策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组合的必然。
从长远看，建立“以我为主”的货币区，需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从短期看，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为标志，美元霸权出现逐步衰落，从削弱美元不负责任发行的负面影响出发，我国当前既有必要、也已具备初步条件去追求人民币区域化的利益。在资本账户仍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新制度的配合，并不影响人民币区域化逐步推进的进程。同时，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给进一步放宽资本账户管制、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提供了条件。这也许在世界上并没有成功的案例可借鉴，但是并不意味在一个大国的经济复兴过程中，这条探索之路已被完全堵死。
具体说，利用我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创造一个可相对隔离境内、境外风险传递、相对可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在不影响（有的是配合）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既定进程前提下，配之以汇率制度的改革，逐步打通境内、境外两个金融市场，实现人民币部分可兑换，由少到多，逐步积累，将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功能以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中转、扩散到世界金融市场，形成有序的金融开放格局，这是中国金融开放中一项核心的任务。
4.调整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增加战略性收益
在一个新兴国家，外汇储备管理作为日常性的工作，并非为一国金融改革开放所必然涉及的重要任务。但是面对我国已近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坚持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原则，追求战略性利益，防范贬值风险，不能不是今后中国金融工作中一项既带有长期性，又为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因为这不仅涉及中国国民经济长期辛勤努力积攒的利益问题，而且全球之巨的国际储备，其一举一动，为国际社会所关注。进一步的合理运用，还将涉及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局和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良好环境的诉求，有着与其他国家金融转轨、开放相比不具有的特殊性。因此，用好巨额外汇储备，已成为中国国家金融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历史性的特殊任务。
要完成此项任务，一是要抓紧调整现有不适应上述目的现行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二是必须打破传统理论上的“安全、流动、保值”这一思想框框，增加“战略性利益”内容。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和管理理念的修正，寻找新的机遇，追求更多的、为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性利益。
5.以过去从未有的积极姿态重视“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
讨论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更多的是与中国金融直接相关的事务。中国金融战略取向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基于改善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此，同时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有助于减弱中国金融开放的外部压力，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金融战略的顺利推进，因此同是中国金融战略中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此项任务之挑战性、长期性，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所未遇到过的。特别是面对中国经济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经济增速可能明显放缓的局面，中国更须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注意力，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金融市场间的资金配置。对开放的目标，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像过去那样仅局限于多吸引些外资、多学习些西方金融市场操作技巧之类的低水平思考，而是必须思考与顺应历史大势，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事务，努力去营造、合作、互利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
此主动、积极态度，并不意味在承认G2机制倡议的情况下，中国想主导世界经济，而只是为了维护全球化趋势，通过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更多的代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利益，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相反，若不持主动、积极态度，到头来恰恰是会影响中国金融战略的实施。
此外，“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应包括以下几点：
（1）应始终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支持IMF和联合国有关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SDR方案等议案。
（2）支持各区域货币、“货币同盟”的研究和发展。
（3）以各种方式，支持亚洲金融合作（包括“上合组织”），实现区域性风险救助机制。
（4）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为推动力，通过中国央行与各国、各地区央行的货币互换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寻求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多种途径。
（5）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投入更大的精力，牵头组织、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亚洲经济是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亚洲又是高储蓄、外汇储备最多的地区。通过发展亚洲美元债券市场，推动亚洲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亚洲经济、对中国经济与金融战略的实现是有利的，而且可迂回制约主要国际货币滥发的现象。
（6）结合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用好中国对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贷款、用美元购买亚洲债券等活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寻求在进一步推助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一体中的中国利益。
（7）支持国际组织关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措施，减少杠杆效应，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同时要学会“以我为主”的思考，给中国经济发展多留些“空间”，不追求国际金融监管引领者的虚名。
一句话，在未来，“另一条战线”的金融事务，中国不能再是被动参加的“接招者”，而应是主动谋局的“出招者”；不能再是当议题摆在眼前的慌忙“答卷者”，而应是早已深思谋略的“出题者”。“另一战线”的金融事务，更不应是政府某个部门某个国际事务司局的“专利”事务，而是事事关乎金融战略大局，必须认真对待，相关部门紧密配合。
6.到战略过渡期末，基本形成适应金融大开放的调控监管体系
随着金融战略过渡期内各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今后难免会出现单个或若干金融机构的破产、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集中传递、以及随汇率浮动幅度的加大、部分人民币和外币自由进出的自由度加大、套利套汇行为活跃等现象。一句话，未来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将出现从未有过的复杂程度。
如何确保在中金融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不受世界经济冲击和自身经济周期波动影响，保持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是金融大开放格局下对货币调控与金融监管的严峻挑战。特别是这轮美国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对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以及随人民币区域化进程、汇率、资本管理开放步伐加快，货币调控与监管的相应改变，已时不我待。在此期间，必须要完成货币调控由货币、信贷的规模数量调控向利率、汇率的价格调控转化的历史性过渡。要尽快结束国内各种形式的金融管制，形成充分市场化导向的金融制度体系。要尽快结束各金融监管部门协调不力、金融创新动力受阻的制度约束。特别是面对金融大开放格局，要尽快寻找适合中国近阶段特征的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内容和监管框架。这一切意味着，不断完善适应金融大开放的调控监管体系，是始终伴随战略过渡期的一项重要任务。
7.合理布局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为战略过渡期结束后的中国金融大开放做好准备
在当代，一个崛起中大国经济体的金融战略，已离不开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讨论。
面对中国在战略过渡期内汇率、资本管制的渐进改革，同时又想享有人民币区域化利益的需求，自然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上困难重重。同时中国具有“一国两制”、“国内境外”这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现实，决定了在解决实施中国金融战略的上述困难中，对能否用好香港这一在境外是纽约、伦敦比不了、在境内是上海、深圳比不了的特殊优势，形成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一问题，存在具有现实意义的讨论价值。自然，对沪港两地金融如何布局，同样存在讨论的价值。
作为人民币区域化战略支点的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发展，其与国家金融战略的三项核心内容——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区域化——既密切相关，服务于它的发展进程，又形成相对独立的运行和调控监管体系。由于该体系涉及中国资本相对管制下的外汇、外债管理，涉及汇率、利率的调控，直接影响了境内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发展的速度，所以处理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而处理好沪港两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中的布局，是贯穿整个金融战略过渡期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历史性任务。
不论是上海，还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都是国家金融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利用好境内外两种资源，为中国经济复兴所用，是上海和香港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共同出发点，因此必须互相协调、统筹发展。
在战略过渡期内，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地位，是由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人民币区域化进程所决定。随着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的壮大和金融的对外进一步开放，上海金融中心的发展，会出现过去从未有过的速度，但是，主要仍限于资本项下有节奏、渐进开放的局限，其主要任务是做大、做深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市场。
香港已是“一国两制”、“国内境外”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除具有旗帜性的政治地位外，同时具备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各种法律和市场现成的制度条件。借助香港现有的国际金融地位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将人民币的国际“人气”固化下来，可加快促成国家金融战略的最终实现。在此过程中，香港可以利用国家发展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重大机遇，继续繁荣香港，同时为更长远时间内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型争取更多的空间。
与此相关，同样海峡两岸的金融，如果以ECIF为契机，除了抓紧探索两岸金融机构互为准入、开展当地业务等传统银行业务外，进一步通过增加互信与理解，台湾同样可以享有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待遇，促进台湾金融业务的大发展。借助于海峡两岸经贸的进一步合作力量，将大大有利于中华经济圈的崛起和亚洲经济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