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南巡时曾强调，要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这直接关联到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是小平同志留给全党全国的最基本的政治遗产和大政方针。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从根本上决定财政分配、社会生活、民生水平。当然不能就此落入“唯生产力论”和“完全的经济决定论”的极端，但生产与分配、原生与派生、原发作用力与继发反作用力，是绝对不可颠倒的，硬要反过来，就必受客观规律的惩罚。改革开放之前，我们长时间内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前车之鉴未远，现在却出现一种要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论据和表述不一，直接背景主要是中国前些年“黄金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凸显，建设蒸蒸日上，但建设质量(增长质量)却滞后，社会福利增进赶不上人们心理预期的提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更激发了大幅改善民生的普遍热望和“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不满情绪等等。

矛盾凸显，中央决策层已对此清晰地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一统领全局的主题与总纲，并进一步体现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和加强改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这种科学发展观，标志着把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升华为 “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与时俱进、更为周密的认识表述，两者一脉相承，后者正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升华版”，而决不能理解为对前者的放弃。

发展和科学发展，必然、必须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可持续地改进民生、推进社会发展、提升精神文明、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大前提和物质基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放弃、不应淡化、不可动摇，但必须“升华”或“升级”。

——有人提出，应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以人为中心”，这在逻辑上是似是而非的和紊乱的。科学发展观的哲理基础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就必须在实践层面坚定不移地扩大和提升社会再生产的规模与水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增进人民福祉的物质条件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 “以人为中心”，实质上是从不同角度表述的同一件事情(过程)的内在要求，不可将两者对立起来，也不应简单化地提出只取其中之一的命题。

——关于反对 “GDP主义”、“GDP挂帅”，这是非常必要的，但决不能以GDP等同于经济建设进而否定后者的中心地位。理论上说，“GDP”并不等于经济建设，所以，改变“GDP挂帅”和“以GDP为中心”，并不等于要改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GDP指标具有明显的缺陷，但现阶段世界各国在经济统计上，还不得不用这个技术性指标。今后我们迫切需要改进的，是加入其他指标来改进关于经济建设的综合绩效评价，但不以GDP挂帅、GDP为中心，决不意味着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是偷换了概念。

——高度重视质量、安全，防范事故，决不应因噎废食，忽视发展这个硬道理。任何国家在发展中都有事故。国力强大、技术先进如美国，其空间探索中照样出现过不止一次航天飞机机毁人亡的事故悲剧。关键是事故之后管理当局的态度与作为。近年中国的“事故多发”，一方面暴露了我们经济建设中的质量、安全隐患问题，另一方面也与资讯传播日益发达有关。不久前中国甬温线的动车事故，教训深刻，面对已发生的生命财产损失，任何掩盖矛盾、推诿责任、否定一切的态度，都是错上加错，只有亡羊补牢、全面改进、防患于未然，方为正确的处理方式。中国已走在世界前沿的高铁事业，因此次事故遭受了一次打击，但这毕竟是阶段性的压力与曲折，中国高铁的前沿地位未变，还要继续发展；其他如造船、矿山机械、深海勘探等技术中国已有长足发展，接近前沿领域，都值得举一反三，全面加强事故和不良事件的防范——可以“慢一点，稳一点”，但积极发展与追求“后来居上”的赶超，一定要坚定不移。事故和挫折，警示我们的是如何追求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高质量的经济建设，决不应引申出放弃经济建设中心地位的认识误区。

——可持续的民生改善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建设发展为前提和基础。对民生的改善必须继续高度关注、大力促进，成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具体表现。但从根本上说，可持续的民生改进依靠什么？没有统筹、协调发展中的经济建设后劲，一味只注重短期民意的民生改进，将落入“吊高胃口而不可持续”的境地，那种拉美式“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会把整个社会拦阻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一蹶不振。它国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在我国同样值得高度警惕。

改进民生客观上还需要大力改进分配体制与机制，把“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紧密结合起来，但决不应引申为可以用“分好蛋糕”来取代“做大蛋糕”的前提、基础性地位，决不可理解为在全局意义上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转向以分配为中心。

——经济增效、社会发展、转变方式、改善民生，都需要并呼唤着改革，而改革最终还是为了促发展、惠民生。经济建设的实质，本指由建设带来的可持续的民生实惠，因此，任何时候都需要高度重视质量、效益、可持续性，而且必须强调，在中国未完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之前，任何质量、效益的提升和民生改善，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与体制创新、机制转换问题紧密相关。我们需要承认，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凸显中遇到的一系列质量、效益、民生等问题与挑战，背后都有改革不到位(往往是严重滞后)的问题。铁道部的问题如此，节能降耗和生态保护的问题如此，改进公共服务方面的许多问题，也莫不如此。要提升质量、效益和实惠，必须以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但如果将这些归之为需要 “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岂不是严重的逻辑混乱和错开药方、自断命脉？

总之，党中央在大政方针层面，业已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升华版”，我们在坚持主题、贯彻主线的工作中，显然还需要澄清糊涂观点、排除认识误区，保持和增进战略头脑的清醒度，坚持“五个统筹”之下的经济建设、持续发展中心任务不动摇，构建好经济、社会、人文全面发展的协调机制，处理好发展、改革、稳定三者关系，有远见、有作为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义无反顾、脚踏实地地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