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湖州市织里镇从26日起发生以“抗税”为名头引起的暴力事件，几辆公安及社会车辆被烧被砸，并有商店等场所遭袭击。湖州市采取坚决措施制止暴力的蔓延。但就像从木板上拔出一颗钉子，总会留下钉孔。
湖州是中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有大量安徽籍工人，他们组成了很多小微型企业。暴力事件的起源，有消息说是因为当地的“机头税”从每年300元上涨到600元。有“抗税者”带头闹事，其他人围观，形成“广场情绪”，最后演变成打砸烧，其间不排除有对社会不满的人故意挑拨，加剧了事态。
这样的群体事件“路线图”在当前的中国相当典型，它借“抗税”之名，对中国的基层经济也有一定标志意义。中国基层的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湖州事件代表了一些矛盾很容易转化成暴力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必须被坚决遏制。
所有群体事件的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必须从消除主要原因和阻止暴力发生的关键节点上下足工夫。每发生一个群体事件，它就应是对其他隐患地区的严重警告，是对造成事件原因的人和敢于在事件关头蔑视法律者的提前震慑。决不应出现相反情况：一个暴力群体事件因处理过程的拖泥带水，成为其他隐患地区仿而效之的样本。
首先，对于出现暴力的群体事件，无论其起因是什么，对施暴者都应依法坚决惩处。这种惩处应当公开、及时，必要时从重。要在全社会建立起群体事件中施暴必被严究的明确观念和法律威严，让“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彻底远离中国社会心理的潜意识。
第二，要追究、惩处公开赞扬暴力的人和舆论平台。鼓吹暴力与反思群体事件有清晰的界限，将施暴者(包括自杀性施暴者)吹捧成“英雄”，对任何社会的治理都会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言论，对公开散布这种言论的人进行惩处，是现代法治精神与社会文明的题中之意，走遍全世界都不会有第二个理。
在坚决阻止一些社会不满向暴力转化的同时，中国各级政府应正视基层工作的复杂性，把化解基层矛盾当成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绝大多数基层官员任劳任怨，他们是中国政府领导并服务社会的根基。但基层官员中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跟不上社会发展的人肯定有一些，这种状态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个大现实的一部分。上级官员多关注基层，把工作尽可能做细，尽快提升基层官员的服务水平，是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的“未雨绸缪”及“亡羊补牢”之举。
在这当中，严厉追责相关责任人是必不可少的，追责可以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也有助于警示各地官员，使他们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工作的座右铭，不为个人利益及小集体利益而牺牲辖区的公众利益，也不能因为个人好恶与情绪损害社会治理的大局。
中国舆论界也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客观看待中国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发的必然性，公正评价解决这些问题的艰难度。公共知识分子应多讲真话，既分辨具体矛盾中的细节对错，也将之拿到大环境中去理解。大家应对建立围绕群体事件的社会理性做出贡献。喊简单的口号，做恶性的曲解，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增加难度，这不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光荣。▲(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