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一个人的行为改变，主要源自两种力量的驱使，一为自己的不断内省，另一则为他人施予的压力。贫富差距一直是人类社会最复杂与困扰的问题，其中充满了文明进步追求的价值争议，更涵盖了人性本质蕴藏的情绪对立。但不可否认的是，每当贫富问题严重恶化时，都会为人类社会带来大变革，不论是在思想领域的发展上，或是在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上。近来，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民众「占领华尔街」示威活动的益愈扩大蔓延，另一方面却也同时看到类如巴菲特这样的全球首富，公开表示愿意主动缴纳更多的税负。面对这种反扑与反省并存的情境，不啻为贫富差距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新契机，其背后严肃的意义，我们不应轻忽，尤其是政府的政策反应与作为。
「占领华尔街」行动发起于9月17日的美国纽约，灵感的启发系来自于今年的埃及革命，该期间民众在开罗塔利尔广场的集会与示威运动，终至达成推翻独裁专制政权的民主胜利。只是，这次「占领华尔街」的诉求是社会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而抗议的对象则是贪婪无度的企业大亨。拜脸书等网络社群工具之赐，此一运动，不但迅速在美国遍地开花，更如响斯应地扩大为全球性的「占领」狂潮。台北也在日昨举办「占领101大楼」的活动，虽然实际到场群众只有400多人，但已充分显示台湾社会呼应国际新情势的意愿，并凸显出台湾民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同渴望。可惜这次行动未及扩大串连各地市井小民与弱势团体，以致声势不够浩大，社会关注不足。期待下一次「占领凯达格兰大道」的抗议活动，能引爆出更多的舆论焦点与压力。
其实，这次占领运动的导火线应该追溯至前几年的金融海啸。金融海啸的发生，让世人觉醒到虚幻膨胀的金融工具，是多么的邪恶，而由其所创造出来的假性泡沫荣景，又是多么的脆弱。尤有甚者，政府为了抢救经济危机，大量举债，扩大支出，导致财政赤字连连，这些最后都是由全体民众纳税来承受。更过分的是，为了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政府不敢让这些肆意嚣张的金融机构倒闭，只好倾全力挹注资金，助其脱困，而这些也都是用社会大众的纳税钱来支付。当全世界都在为他们捅出的楼子擦屁股之际，却得知那些贪婪的金融业大亨仍然继续坐领高薪，过着奢华的生活。「占领华尔街」就是要把这些躲在华尔街内的富豪揪出来，让他们现出原形，逼他们跟世人道歉，促使他们为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这个抗议行动或可说是穷人对富人的反扑，但其中却具有难得的理性思维。参加示威抗议的民众不是因为「仇富」的情绪而上街，而是针对那些把持政府、掌握权力，靠着虚幻复杂的财务工具发财，但却把金融危机的苦果留给一般民众承受的「坏富人」开刀。这项特色不但让占领行动增添了「造反有理」的思辨空间，同时也促使了有良心的富人认真严肃的反躬自省。美国投资股神巴菲特继其一贯主张，日前除公开呼吁美国政府应改革税制提高富人课税之外，更公布其去年共赚进6,280万美元，但课税所得则为3,980万美元，他缴纳了690万美元的联邦所得税与15,300美元的社会安全捐，实质税率为17.4％，比他的秘书与员工所缴的税率都低。巴菲特不断重申这样的税制，对富人过于宽容，造成税制不公，力挺美国政府大力改革。或许巴菲特只是富人中的「极少数」，但毕竟他的声望与地位不同于一般富人，有他登高一呼，典范效应不容小觑。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Stiglitz，在今年5月的Vanity Fai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的文章。他残酷地指出美国奉为立国精神象征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如今已变成被社会极少数1％的人所控制与把持，对美国而言，这真是莫大的讽刺。1％顶端美国人的每年所得约占全部所得的25％，并且拥有全美国财富的40％。尤有甚者，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恶化中。Stiglitz更严厉地谴责「以经济成长可以带动所得分配平均」的谬论；他明确指出，过去10年这1％的人所得增加了18％，但那些中产家庭的所得却反而下降。「A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s.」乃是一句骗人的神话，99％的民众都变成被遗弃的牺牲者。这次占领行动凸显的就是99％与1％之间的抗争。
美国欧巴马总统最近向国会提出整套「经济成长与赤字减少方案」，其中特别呼应巴菲特的主张，决定开征「富人税」。虽然该案日前被参议院否决，但欧巴马政府表示仍将继续努力与国会协商，争取通过的机会。任何租税改革的推动都会遭遇反对的阻力与困难，尤其是政党间的恶斗，更是租税公平的最大障碍与威胁。在美国，有99％民众的奋起抗议，有1％富人的自觉反省，有诺贝尔经济学家的铿锵诤言，更有政府坚持的改革动能。反观我国近年也同样面对租税不公与贫富差距问题，但99％民众的声音，1％富人的勇气，学者的春秋判笔，以及政府的专业决心等，何时才能整合与转化成改革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