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主旋率就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那么如何来体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呢？能否依法严惩一切大小贪官，将腐败彻底遏制住就是对能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第一大考验。目前中国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严重到何种程度，不用多说，已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仅就中纪委公布的数字，近十年因腐败受到查处的党政官员就达二百多万！从老一代领导人陈云、邓小平到今天的胡总书记都谈到“腐败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近二十年来党中央也陆续出台了不少反腐措施，但腐败问题并没有被遏制住。
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实行的物价双轨制，出现了“官倒”现象，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官倒”现象已十分严重，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六.四”事件。这时学界出现了一种思潮“新权威主义”，有人提出应学习新加坡的吏治经验：“高薪养廉”。当时的民盟副主席千家驹先生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三十分钟的发言获得了三十一次的掌声）就曾经提出过这一主张，虽然他并不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者”，可我当时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新加坡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理由有三：
第一.新加坡是一个撮尔小国，面积不过几十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百七十万左右，公务员不过几千人，每个公务员都在国家机关的严密监控之下，要想贪污是十分困难的。新加坡惩治贪污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一个公务员如果用公家一个信封写私人信件就要被开除公职，并罚款十新元。新加坡的公务员退休后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一旦被开除公职，这种优厚的待遇就泡汤了，因此新加坡的公务员不敢贪污。中国是一个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十几亿的大国，公务员有几千万，而且各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中央政府要想对每个公务员实行有效的监控，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新加坡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八十年代人均年收入已达一万五千美圆，给公务员以高薪养廉，新加坡人民是能接受的。而中国那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年收入还不过五、六百元人民币，还有近一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公务员的平均月工资不过一百元人民币左右（注意：这是八七年的数字，且是平均数字）。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实行高薪养廉呢？将公务员的工资提高十倍够高了吧？也不过一千元左右，但广大人民群众能接受吗？再说，一个贪污犯一次贪污所得，少则几万几十万，多则几百万上千万，这区区的千元工资能抵挡住几十万、千百万元的诱惑吗？显然不能。近十年来，公务员的工资提高的很快，公务员已成了一种令人羡慕的工作，公务员的工资、奖金收入（不算灰色收入）与其它行业相比，已进入所谓的高薪阶层，贪污腐败问题被遏制住了吗？二百多万党政官员因贪污腐败被查处就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回答。
第三.新加坡是一个法制国家，而中国从古至今都是一个人治国家，不仅权大于法，而且人情大于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每一个案件，尤其是在处理涉及中、高级干部的贪腐案件和侵犯群众利益的案件时，几乎无一不受到来自上级党政部门的干预和当地各部门的说情。从以上分析来看，新加坡的吏治经验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西方国家治理腐败靠的是三权分离、多党制衡和新闻自由。这样的制度目前在中国显然不能实行？为什么？共产党不答应！如此说来，党政官员的贪腐问题不就无法解决了吗？不！有办法，不妨学学毛泽东，发动群众。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收在他的“红宝书”（语录本）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请注意，毛泽东是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放在了第一条，这是对共产党说的，将“我们应当相信党”放在了第二条，这是对群众说的。那就是说，只有党首先相信了群众，群众才可能相信党，如果党不相信群众，怎么能指望群众相信党呢？毛泽东就是靠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最后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在不实行三权分离、多党制衡的前提下，要想取得反腐败的胜利，恐怕就只剩下发动群众的广泛参与这一条了。如果只是共产党自己关起门来搞反腐败，恐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道理也很简单，医不自医嘛！当年毛泽东下令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一下就把贪官们镇住了，今天这一办法还行吗？杀了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判了陈希同、李嘉廷等几十名高官，腐败被遏制住了吗？关云长刮骨疗毒，还是请了一个华佗呢。
也许有人会说，搞群众运动可不行，十年“文革”的群众运动不是搞的天下大乱吗？今天反腐败怎么能再搞什么群众运动呢？其实不然，“文革”搞的实际上不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是在缺少党内民主的情况下，运动群众整垮政治上的反对派，一旦目的达到，便把那些起来造反的青年赶到了农村去，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实际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所以后来下放青年觉悟了，甚至有的下放青年就给自己起了一个雅号“三劳改”（劳改犯叫“大劳改”，劳改刑满释放后强迫留就业的叫“二劳改”）。而今天如果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败运动中，那是要摆事实，提证据，谁要想借机诬陷某个好干部，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提不出证据，所以担心天下大乱是多余的，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一种表现。也许有人会说，贪污分子的贪污行为是很诡秘的，一般群众能提出什么证据？不然，贪污分子也是生活在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即便群众提不出直接的证据，也会提出间接的证据，应当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到反腐败运动中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培养锻炼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能力。要知道，国家是全国十三亿人民的国家，不是执政党一家的党产，治理好国家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仅靠一个执政党是难以做到的。因此说，要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根本的办法那就是要相信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舍此恐怕都是空话，反腐败也不例外。
二00四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