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京来的游客调侃说：“我们也享受一把咱国家70年代外宾的待遇。”
为什么选择去朝鲜？不少中国游客的理由是这样的：再不去，等这个国家改革开放了，就看不到了。而飞往平壤的航班上，坐在记者身边、来自湖南的一位老太太说，她家老头提议要去朝鲜“忆苦思甜”。还有人承认是因为对这个神秘国家“好奇”，当然，也有游客像一位北京女孩那样，只想在长假里找个近的、能躲过国内“人海”的去处。
无论什么原因，仅“十一”这天，据说有约700名中国游客来到平壤，入住在羊角岛酒店。他们第一处被领去参观的就是中朝友谊塔，为牺牲的志愿军献花。在塔内摆放着两本烈士名册中，他们意外而又不意外地分别在首页发现了邱少云、黄继光和毛岸英的名字。此后游览板门店时，当人民军士兵作完讲解，以一句“朝鲜人民不会忘记抵抗共同敌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结尾，他们报以一片叫“好！”和热烈掌声。
中国游客们在酒店偌大的宴会厅里吃自助餐，坐了几十桌。一些人吃到朝鲜面包时，感叹说：“真好吃，就像咱们80年代的味道。”他们举着相机捕捉一切能捕捉以及允许被捕捉的镜头，忙着在各处景点留影，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各种领袖纪念碑塔，以及街头宣传画，它们的风格与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极其相似。他们看到少年宫里孩子的演出，仿佛看到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许多年纪稍长的中国游客都感到“穿越感”，他们站在平壤的当下，仿佛回眸自己国家的过去，他们利用过去的生活经验，来理解眼前在这个异国看到的现实。对《阿里郎》这种大型表演，他们也毫不陌生。其间革命史诗般的深情和悲壮，甚至让有些中国游客感动流泪。
在国际友谊展览馆，他们穿上统一的鞋套，自觉地凝神肃穆、排队向金日成的仿真腊像三鞠躬，然后惊叹“真的太像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老人事后考问他的孙女：“金日成伟大不？”小姑娘果断地回答：“伟大。”“怎么个伟大？”小姑娘答不上来，爷爷轻轻打了她的手心，告诉她：因为金日成一直在东北抗日。
朝鲜导游用“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来称呼金日成，并告诉游客，在平壤，只有中国大使馆建在市区，其它国家使馆都在郊区。
导游找到了与中国游客的不少共同语言。当他说起“我们朝鲜人就恨‘小日本’和‘美国鬼子’”时，一些游客鼓掌附和。当他说“朝鲜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你们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游客们大多会心地笑了起来。
这些社会主义国度的来客，在所住酒店的酒吧里喝酒谈笑，在酒店专设的赌场里大方地用人民币兑换筹码。一位北京来的游客调侃说：“我们也享受一把咱国家70年代外宾的待遇。”
不过从数据上看，中国游客似乎更愿前往军事分割线另一侧的韩国。据首尔方面的数字，“十一”七天有7万名中国游客前往首尔。
橱窗里的朝鲜
决定“十一”长假报团赴朝鲜旅游时，就被告知，我们只能走一条由导游时刻陪同的游览路线，坐着旅游大巴，出没于几个景点，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可能。
对中国人而言，朝鲜如此熟悉，上世纪60年代或更早出生的人，很多还能哼上一曲《卖花姑娘》，但朝鲜又非常陌生。1950年，数十万中国人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共同作战，却直到60年后的2010年4月，中国公民组团赴朝旅游业务才正式启动。
于是，普通中国人现在只要花上一笔钱，就能站到朝鲜街头看一眼，不是宣传中给志愿军送衣送饭的阿妈妮，也不是媒体上凄苦的“脱北者”和“悍然”的朝韩炮击，而是那里的寻常生活。尽管在安排好的路线上，看到的一切就像是橱窗里的展示。
寻常生活始终在领袖光辉的照耀下。虽然1994年“伟大领袖”金日成“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的肉身被保存起来供国人瞻仰，而每位成年公民都需将他的像章配戴在胸前。他高大的塑像矗立在各地，画像或被悬挂或被粉刷在各处公共场所。
许多场合，他的画像与现任领导人金正日的画像并列悬挂，有时则是两人愉快地在一起的画面。旅游路线沿途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标语，大意为“21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而青年大将金正恩眼下正冉冉升起。在官方媒体发布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合影中，其他人大多穿西装、系领带，而金正日穿夹克军装，28岁的金正恩则穿深色的毛式中山装。站在平壤街头就会发现，这并非这个国家“80后”的流行打扮。但如果从朝鲜纪录片里看一看金日成过去的黑白影像，就会明白，金正恩的这身打扮和耳朵上方剃得干净的发型，跟“伟大领袖”年轻时几乎一模一样。
游客们被安排游览的景点，许多就是表述这种权威的固体语言。比如矗立在大同江边170米高的主体思想塔，塔顶是巨大的火炬状装饰，意味着主体思想烛照朝鲜；60米高的凯旋门是纪念金日成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距平壤150公里外妙香山上的国际友谊纪念塔，则将世界各国领导人、团体、个人赠送给金日成夫妇和金正日的22万余件礼物像圣物般陈列，小到茶具，大到斯大林和毛泽东各自赠送的火车车厢实物。
标语、口号和宣传画是强化这种权威的另一种载体。它们随处可见：建筑物顶上，房屋墙面上，田间地头，或者公路边的山坡上……几乎所有的标语都以一个“！”结尾。
而朝鲜最宏大、壮观的国族叙事，恐怕要算10万人参演的大型团体表演《阿里郎》。编排者借用这则原本凄美的古代民间传说，排演成一部革命史诗：在日本侵略下，民族遭受苦难；然后革命风云起，大屏幕上升起一颗启明星，那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带领民族走向解放；接着历史的篇章就从“苦难阿里郎”翻向“强盛复兴阿里郎”和“幸福阿里郎”。
在这样的宏大叙述中，朝鲜人在哪里？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融在集体的海洋里。那些花了800元人民币门票的游客们从看台上看下去，只有庞大阵容，却看不清个体。还有成千上万的参演者，唯一的工作就是整齐划一地翻动手中的牌子，好让它们组成“大屏幕”上不停变幻的图案。
这个国家的孩子到了学龄，就开始接受11年的免费教育至中学，从中学或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各种工作岗位上。跟中国当年一样的城乡二元制度，将许多人“绑”定在田野里集体劳作。他们住着国家免费分给的房子，就连养在阳台上的盆栽，据说也是国家要求的。
我们一路上能看到的朝鲜人，有穿着红色制服的漂亮空姐，与任何一个国家的空姐看上去一样；有平壤少年宫那些漂亮的孩子们，表演非常专业，表情深情而夸张，是成年人表演的模仿；有在板门店给游客作介绍、谴责“美国鬼子”和“傀儡军”的人民军士兵，被游客拉住合影时不知道该笑还是不该笑；也有各处涉外场所里负责接待服务的年轻姑娘，她们个个妆容姣好，笑容甜美。
但总的来说，我们无法走近朝鲜人的寻常生活，只能看见街头徒步、骑车或将有轨电车挤得满满当当的上班人群，或者远远望见乡间割稻、赶着黄牛犁地的身影。街头的人们穿着整洁，但也并不鲜艳。男人大多黑而瘦。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面目模糊、表情严肃的沉默的群体。
这种感觉，在我们被安排去乘平壤地铁时最为明显。从地面通往地下的滚动电梯上，一边挤满嘈杂的中国游客，另一边则是静默的平壤人。游客拿着相机对他们猛拍，他们也齐齐向这边张望，面无表情，彼此就这样对望着，随着电梯上下错行。我们原以为进了地铁总该能近距离接触到普通朝鲜人，结果发现，游客只能乘坐最后一节车厢，仍与他们隔开。
平壤的大街极其整洁，车辆和行人都稀少，很少能看到商店，即使有也开得冷冷清清，毫不声张，没有商业的热闹和喧华。因为几乎没有商业，用导游的话说，“我们国家不需要广告”，因而也少有霓虹和夜生活，一切很有序，却缺少生活热腾腾的劲儿。
但生活总在领袖光辉照到或照不到的地方进行着。有一次，我们跑出导游的视线，穿过光鲜宽敞的大草坪，走进边上的居民区，就看见地上都是煤灰，三两个男人忙着打煤饼。在另一处景点，看见两个女人站在一旁聊天，不时嘻嘻笑起来。看神态，她们聊的想必只是家长里短。
我们接触到的最鲜活的朝鲜人，是我们的导游。这位“涉外工作人员”有手机，跟亲友们互发短信。他用流利的汉语挑动气氛，逗游客发笑。朝鲜只有一个大局域网，但他从中国下载流行歌曲带回平壤，与朋友在私下里流传。他用汉语在大巴上给我们唱《天路》、《两只蝴蝶》，还有“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那一刻，你简直以为他就是中国人，除了胸口那枚只供朝鲜公民配戴的领袖像章。来源: 青年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