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大难题阻碍社会进步
按照进步主义的观点，今胜于昔、未来优于当今是没有疑问的。仅仅科技的进步，就赋予了人类越来越强大的创造财富、满足自我需求的能力，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理由不日胜一日呢？
但是，这种进步对于每个人、每个国家并非都是理所当然的。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去年公布的报告，虽然科学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经济规模即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这种科技和经济的进步并未给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带来福利增进。反之，在过去30年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不减反增，上升了1倍。这些人来自阿富汗、索马里以及其他47个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在1950年时仅包含全球人口的8%，发达国家包含了32%；而到200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变成了11%和20%。
可见，尽管科技和经济等物质方面的进步给人类整体福利带来的增进是无疑的，但它并没有使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因此福利增进、生活水平提高。当所谓“主流社会”确凿无疑地大步向前的时候，同时也剥落了大量的边缘地区留在身后。部分地区、部分人群之所以不能享受与物质技术同步的生活改善，以至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抛在一边，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人口的增加。马尔萨斯在19世纪即断言，人口日益增加将抵消生活水平提高的任何趋势。但是，现代避孕技术的进步打破了马尔萨斯的预言，就全球而言，人口增加不再是抵消生活水平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从1950年的1·8%降至2000年的1·2%，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但是，全球人口毕竟是在增长而非减少，人口增长必然会抵消部分经济增长。这种抵消对于不发达地区而言，有可能是决定性的。因为越是不发达地区，人口增长越快；国家之间如此，一国内部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由于经济增长必须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代价，日益增长的人口也使地球资源不胜重荷，全球性的资源竞争愈趋激烈。
第二是随着人口增多、文明进步，社会系统越来越趋于复杂，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越来越依赖于复杂的社会系统结构及其内部秩序；同时，要维持系统及其秩序的有序运转也越来越艰难，牵涉的因素越来越多。这些都对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尤其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由于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不发达国家要赶超发达水平，就需要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不发达国家需要在短期内完成发达国家历时几百年才完成的制度演进过程。无疑，这对于任何国家都将是艰难的挑战。国家越大，挑战越艰巨；外部竞争的压力越大，制度转型越艰难、复杂。
第三是全球化的开放竞争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和全球的贫富分化。如果今天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相互隔绝的传统社会，可以肯定技术的进步必定会导致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管其社会内部有着怎样的贫富分化。全球化促进了技术的传播和进步，但同时也促使各国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全球性资源竞争。一国资源再非此一国所独有，而必须在全球竞争中依据条件优劣、实力强弱重新决定所属。强国弱国、先进落后，大家都在貌似公平的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竞争，其结果自然是强者满载而归、弱者所获无几。当弱者的竞争劣势抵消了由技术传播带来的好处时，它就会距离强者越来越远。
纵然蛋糕在不断做大，但就即时分配而言，它总是大小既定的。没有人能够否认，不管是在一国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富者愈富、强者愈强正是贫弱者不能摆脱贫困的主要原因，这也导致了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科技迅猛发展、科技传播越来越便利，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世界格局表现出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
中国要崛起，同样要面对上述控制人口增长、完成制度改造和内部整合、在较低位置上应对国际竞争等三大难题。“中国崛起”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中国怎么摆脱300年来被抛弃在世界文明主流进程以外，怎么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不再被剥落于历史进步之后的难题。
二，中国崛起的传统思路
上述三大难题中，第一个难题即控制人口增长中国已有解法，而且在实践中卓有成效，令举世瞩目。真正的难题是后面两个，即怎么完成制度改造和内部整合、怎么在不利处境下赢得国际竞争。
这两个问题也是自1840年起，一直缠绕中国社会、困扰着中国一切有志之士的题目。自洋务运动被甲午战败定义为此路不通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技术模仿道路即已被根本扬弃，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思路开始定格在制度变迁上。历经百年的摸索、试错，尤其是经过近20多年的“思想启蒙”后，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不但在知识阶层，而且在社会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形成共识，那就是取法于西方的、以“宪政民主”为旗帜的政治制度形式。
主流思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各项问题最终都可归结为制度问题，宪政民主制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这种制度不仅能匡定相对“最不坏”的内部整合和有序运行机制，而且可以使中国最有效地融入国际竞争。不经过宪政民主的制度转型和脱胎换骨，中国的崛起就始终只是沙上建阁，避免不了最终坍塌的宿命。
这种观点不但经由思想学术界的强势话语对全社会进行了长期灌输，而且有经验世界的经典示范作为后盾。当代最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宪政民主国家，这似乎是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和有效性的最好证明。
但是，这只是事实的表面和片面。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来印证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其间并非没有问题。首先，西方诸国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上共有着许多特点，宪政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的成功并不能直接导出它在不具备这些特点的其它国家也能成功；其次，究竟是宪政民主制度导致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和社会进步，还是经济发达和社会进步导致了宪政民主制度在这些国家的成功，这也是一个问题。
宪政民主制度在当代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不适应以及俄罗斯、东欧制度转型的不如人意，凸显了上述疑问。与宪政民主倡导者的说法相反，在当代最贫穷、政治最黑暗的国家中，不乏实行民主宪政制度的国家。因此，即使是极力鼓吹西方民主制的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也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开始走向民主化的国家面临一系列的严重问题，如重大叛乱、种族与社会冲突、极端贫困、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等、长期通货膨胀、巨额外债、恐怖主义、国家过度干预经济，等等。也即是说，这些国家在服下宪政民主制度这剂补药后，所希望根治的病症不但未见好转，在很多情况下还导致病情恶化，以致使亨廷顿得出如下结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中。使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仅存在于西方之中。
宪政民主制度当代辩护者的通常说法是：上述落后国家的落后表现是因为他们搞的并不是“真正的”或“标准的”宪政民主。但是，制度模仿的结果为什么会“不标准”；为什么只徒有其形，而不能货真价实？上述国家的制度失灵究竟只是由于某些人主观上不愿意认真尝试，还是客观条件迫使制度模仿变形走样，即这些国家客观上不具备有效复制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土壤？
由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都发生在经济发达国家，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都不标准或变形走样这一基本事实，人们不难得出推论：或许，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本身也需要某些必要条件，并非在所有情况下这种制度都能带来较好的社会治理绩效；上述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失灵，正是由于缺少了某些必要条件或必须环节。
三，发展中国家缺失的一环--中产阶级
笔者不同意亨廷顿关于“使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行的基本要素，作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仅存在于西方之中”的说法，笔者认为文化差异并不构成宪政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障碍。作为迄今为止最成熟的政治制度形式，宪政民主制度可以普适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但是，不管在怎样的文化背景下，宪政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
大量的国际经验资料表明，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环境具有敏感性；具体条件不同，政治制度实施的效果就不一样。某种被现代文明观念抽象评定为“较好”的制度，如果被移植到不具备使其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的土壤中，其表现有可能还不如原来的本土制度。因此，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在很多情况下并非社会发展的原因，反而是其结果。一种政治制度的真正确立和有效运行，需要相应的经济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力量对比结构的支持。一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一定的社会力量对比，又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二者呈现强烈的正相关。而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技术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的。
从这里可以导出一种历史演进的顺序和逻辑，那就是由技术进步，到经济发展，再到社会结构变化，再到政治制度的变迁。在这一演进顺序中，只有当前一环节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变化后，才能支撑后一环节发生相应变化；即后面环节的变化只有建立在前面环节变化积累的基础上，新的建构才具有适应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历史领域的质变量变定律。
具体到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技术模仿的形式（工业化），中国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市场化），这种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成份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当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引发政治制度的变革；在此之前，人为建构新的制度，可能会拔苗助长，效果适得其反。
所谓“社会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其标志是中产阶级的壮大、普及，直至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本文所说的“中产阶级”，不同于某种理论学说专属语境下的概念，而是系指拥有相当私产、足以保障“有体面”的生活，但又有别于资产阶级富豪的社会群体。中产阶级的壮大，既是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变化充分，新的政治制度已经获得必要支撑的标志，它也是在当代“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变迁时所缺失的环节。由于缺少了“中产阶级壮大”这一环，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不是迭经波折，就是淮橘成枳。
反观西方发达国家，几无一不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中产阶级普及水平以后，现代意义的宪政民主制度才充分展现出其优越性和有效性。在此之前，贫富分化和政治腐败同样是西方国家的常态，以至被马克思主义批判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因此，所谓西方成功经验，其实质并非宪政民主制度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而是社会经济发展支撑起宪政民主制度的经验。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西方率先采用了工业技术和市场化经济体系。自1500年以来，西方的技术、经济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了先发优势。西方的持续发展和领先世界，符合上述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今天，除非人类文明的范式发生重大变革，否则西方领先于世界的格局很难改变。
因此，努力发展经济、壮大中产阶级群体，既是有效实现制度变迁的基础，也是今天中国全社会可以集中精力为之的现实目标。不管是左中右哪一种理论主张、哪一种制度模型，如果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依托，其理想目标纵能付诸实施，效用也必定大打折扣，甚至淮橘成枳。
不仅如此，从俄罗斯、印尼等大国转型的经验看，无论是为了完成内部整合还是着眼于国际竞争，一个可以有力主导公共事物进程的强势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抽象说，这样的强势政府既可以依托于权威政体，也可以依托于民主政体。但是，具体到中国，由于从目前相对刚性的社会结构条件下如何顺利实现制度转型的难题至今没有解法，急于转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新的强势政府、而且很可能引发整体崩溃，因此，从客观可能性出发，当前中国可以依托以进行内部整合和外部竞争的强势政府只能是权威政府。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中国社会应该暂时搁置根本性的制度变迁，集中精力于发展经济、壮大中产阶级群体；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置于制度变迁之前。从台湾、南韩的经验看，中产阶级的壮大，也正是制度转型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建设中产阶级社会
一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要在13亿人口的中国使中产阶级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艰难曲折可想而知。但是，中国没有退路，这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坎。没有中产阶级的壮大，在全球竞争的开放时代，中国不可能成功构建任何一种理想的社会模型。可以说，没有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就摆脱不了落后于历史节奏的困境，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崛起，所有的理想就注定都只是幻想。
要壮大中产阶级群体、建设中产阶级社会，首先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在发展中提高社会整体的生活水平，在发展中得到解决当前各项难题的手段，“发展才是硬道理”。
其次，必须注重公平，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作出调整，致力于抑制贫富分化，缩小两极，扩大中间，这应该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以人为本”、“建设小康”等理念、目标的主要原因。
再其次，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温和渐进、妥协宽容，摒弃各种激进、激烈和极端的说理或情绪渲染，化解社会结构的刚性，培植政府与民间、精英与大众良性互动的适宜土壤。
相对于已经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也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具体说，应该加快法治建设、加强对行政权力的法治规范，向着不完全（即剔除了政治民主化的）的宪政转型。其中关键是要对“民主缓行”的必要性形成共识，这种共识越广泛、越坚固，宪政在中国就会走得越快、越稳。
另一方面，要加强宪政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强化“以人为本”的社会公正建设。政府也应该将保护和伸张人权作为重要的行政目标，一方面持续扩大私人领域、培育市民社会，使社会重心逐渐下移，改变现在头重脚轻的状况；另一方面将“人权、公正”培植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今天的一切行为及其理论表述，包括发展经济、建设小康、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民为本，都可以视为是朝着“建设中产阶级社会”这一根本性目标在迈进。如果说“发展经济、建设小康”是“建设中产阶级社会”这一历史过程的起步阶段，那么宪政民主建设就是这一过程的后续阶段；在中产阶级社会形成以后，朝向宪政民主基本框架的政治转型，又可以视作是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终极目标“物质极大丰富条件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中间环节。
可以说，“建设中产阶级社会”的目标，不但可以调和社会大多数群体的物质利益，也可以整合当今流行的各种主要思想派系和意识形态主张；更能够避免极端冒进，使社会进步滑行在历史演进的基本顺序轨道上。（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