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占领华尔街行动在华尔街金融家眼中，本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小规模示威活动。如今已经裂变成弥漫全美各地“占领一切”的“革命”。
在世界各国媒体为这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发生的一切感到惊讶时，此前一项调查研究的数据却给出“为什么”的答案。
事实上，美国人的无力感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政府成为了少数人的政府。
在1964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相信政府维护所有人的利益，仅有29%的人认为政府“由少数利益集团操纵，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是在2000年，这个比例几乎完全颠倒了过来。仅有35%的人认为政府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超过60%的人认为政府为几个大利益集团所操纵。
“在少数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几十年间，美国的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迅速滑落，而以资本运作为代表的金融业却主宰了一切。这种资本主义内在的逐利本性所导致的美国经济“空心化”的必然结果，成为学者口中“资本异化”的解读。
这种异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特看来已经深深损害到美国民主社会的根本——“公民”缺位。
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都有：消费者、投资者和公民三种角色标签。以金融业大局扩张为代表的“超级资本主义”来袭后，这三种角色开始分裂。消费者和投资者成为“主角”，而公民却备受冷落。
在美国金融业放松监管之前，大多数美国人把钱存放在银行，得到法律规定的5.25%的利息。很少有人会关注道琼斯工业指数，把存款拿来买股票的人就更少了。直到1970年，仅有16%的美国人持有股票。
在20世纪70年代，储户变成了投资者，而原来的投资者则更为活跃了。持有股票的美国人比例在1985年增长到20%，并从那之后开始飞涨。到了2005年，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一些股票。
这一结构的改变，使得公民为核心的民主社会，向“消费者”、“投资者”，尤其是这两者压力下的公司倾斜。公司开始在美国公共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资本主义的职责在于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但蛋糕如何分配却是由全社会来决定。在争夺更大利益表达的战争中，公民必然难以和公司较量，财雄势厚的公司始终占据着优势地位。
在赖特看来，美国公共政策的注意力集中在公司身上，公司说客、律师和公关专家操纵着整个政治进程，其中，公司政治献金更是吞噬着美国的民主机制。
以谷歌公司为例，在2004年上市之前不曾涉足美国政治圈，公司并以此为傲。但在转身成为市值几十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之后，它就必须融入华盛顿权力集团了。此后，谷歌花费巨资雇佣说客，并为为政治活动筹集数以百万计的资金。
和公司对比之下，美国普通公民的声音和利益很难出现在美国的政治生态中。失衡的权力，必然导致公共利益倾向于公司，倾向于资本。进而使得消费者在购买公司产品和服务时，背负了更多的社会成本。
美国需要救赎“公民社会”，重新构建美国的民主制度。时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或许并不能完成这一使命，但却是通向这条道路的第一步。
因为，民主不仅仅意味着自主与公平的选举，而且更是一种为了完成只有通过公民与公民联合起来才能成就的事业而形成的制度，这项制度决定了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游戏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