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口号，但事实上却将核武器拉下神坛，将其职能和威慑力融入到常规军事力量之中，降低了“核门槛”。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核战略，幻想依靠核武器杀伤力的保护而发动军事行动，都可能触动“核红线”而引发核战争。
1月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正式签署了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这一主要由国会主导、审议和批准的法案再次向中国显示了某些常识：
第一，该法案首次加入“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项”的内容，并明确写入“（美国）不会接受第三国单方面行动”的词句。国会文件不具备对总统的约束力，但它传达了一个信息，即美日同盟关系是一个基本现实，挑战这一现实，如同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地位。
第二，美国国会在该法案的数项条款中表达了对中国核隧道的担忧。这意味着美国谋求获得摧毁这些设施的能力，表露了它的意愿：美国是头号核武国家，掌握着绝对的主导权。
上述两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由于核武装以及核战略理论指导和修正大国之间的关系，钓鱼岛之争不能仅仅被视为中日两国之间的事情，而要被放在大国之间的行为准则之中。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美苏几十年的冷战之中，核武实力主导着两国在国际争端中的态度和立场。美苏的这一核关系暗合了很多核武国家对核武装的表述，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因此，如今在钓鱼岛争端之中，中国不仅仅面临和日本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可能还要直面美国的卷入。这种大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必须放在“国家安全的基石”上谨慎对待。任何肆意妄为很可能会踩到或逾越维持大国平衡的“核红线”。
危险的“核红线”
在某种意义上，军事属于未来科学的范畴，思考的问题集中于未来可能的安全威胁。即便是当下面对的威胁，也往往潜伏于水下，而且是可能永远也不会露头的“水怪”。这其中，最敏感的便是核武装。
任何一个装备核武器的国家都宣称，核武力量至关重要。但自1945年8月，世界上最初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和长崎后，这种杀伤力空前的武器没有被再次用于实战。在国际危机中，核武器仅仅被用于威慑，以便规范大国决策者在国际争端中的行为。防务专家们因由此发展出大量庞杂的核战略理论和实战计划，其影响直至今日。
或许正是感慨于此，苏联最后一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曾坦言：“追求军事优势就是追求荒唐的结局，军事优越在现实政策中是用不上的。”这种“用不上”的尴尬如今同样折磨着中国的防务专家们。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中国所面临的台湾问题，还是当下所面临的钓鱼岛以及南海争端而言，制定军事行动计划最棘手的问题是怎样处理中美之间的冲突。一旦中美爆发冲突，将这场冲突设定到怎样的级别？
如何控制冲突升级？这些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两国都是有核国家，任何冲突都有可能触及核武这条“红线”。
在这种限制下，中国军事决策者在过去对台湾问题的思考中，往往将重点放在如何排除美国因素的干扰，比如推出美国学者所谓的“反介入战略”，争取迅速实现对台湾的武装占领，以速战速决的时间差来规避美国军事力量的动员和介入，以此逃避“核红线”的束缚，控制中美之间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如果在台湾问题中，中国大陆尚“有可能”规避核红线的限制（事实上，即便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也始终无法摆脱核红线的束缚，早在克林顿时代美国已经针对中国的可能行动，制定了核攻击预案作为威慑），那么在钓鱼岛以及南海岛屿争端之中，由于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屿面积狭小，不可能实现军事力量的有效驻防，只能依托远距离的军事投送实施控制。因此，中国必须直面和美国交锋甚至武装冲突，将不可避免地面对“核红线”。
面对美国的军事介入，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输赢，而是怎样控制冲突级别，以及在怎样的冲突级别中，能以较为有利的方式退出。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容易触碰到核武这条底线，而一旦冲突一方触碰到这一点，将会激起另外一方进行反击的强烈决心。面对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任何核大国都宁愿承受核战争，也无法容许对方拥有敢于发动核战争的意愿——这也是遏制敌国的核战争意愿的最现实方式。
如果说在核武器诞生之前，国家的战争意志是对战争胜负有巨大影响的因素之一，那么在核时代，这样的战争意志已经成为挑战“核红线”的神经错乱，它往往建立在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战争意图之中。纵容这一点将威胁到核大国自身的核心安全利益，而这正是核大国特别是美国坚守核红线的动力所在。
中国只拥有有限的核武装，并且公开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原则。但在美国看来，中国没有放弃扩充核实力的雄心。中国的努力是为了获得可靠和有效的二次打击能力（即在遭受第一轮核打击之后的核报复能力）。美国国会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及的核武器隧道，正是这种努力的反映。（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在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某些技术短板，使得标志着二次打击能力核心的海基力量不被信任，所以才加强陆基核武器隧道的建设。）
中国从未公开宣布核战争原则。中国领导人和军方官员近年来发表的声明表明，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实施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而非有限核威慑。但由于中国并没有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核战略，在“中国沉默中的行动”中，中国的核武成为全球中国防务问题专家始终关注的问题，一些境外机构和媒体甚至将中国的核武实力比作“哥德巴赫猜想”，大肆渲染，其中以当年提交美国国会的《考克斯报告》最为著名。
这一切加剧美国决策者捍卫核红线的决心。
核武背后的“幻觉”
让人担忧的是，在官方的沉默中，一些军方学者对核战争的表述更让中国的核战略变得扑朔迷离。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核战略等相关文件详细而且公开，但根据这些中国军方学者的发言来看，他们似乎对美国核战略缺乏充分的认识。
在钓鱼岛争端激化的当下，甚至有人提出适度利用核威慑。
很多中国人始终将核武器作为确保使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的威慑工具，并由此产生一种幻觉：因为核武器能造成巨大损失，所以最终确保了核武器不可能被当作真正的武器去使用。
但事实上，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威慑为核心和基本目标的核战略。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这一战略早已从“纯威慑”（deterrenceonly）演变到“实战威慑”（war-fightingdeterrence）。如今，对于美国而言，核武器甚至已经变成了常规武器。
2010年4月6日，美国国防部发表新版的《核态势报告》。这一报告是美国政府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为确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威慑力量而进行的又一次防务政策评估。这一报告是冷战结束以来的第三次正式评估。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无核世界”的口号，表面上在报告中再次降低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事实上却将核武器拉下神坛，将其职能和威慑力融入到常规军事力量之中，降低了“核门槛”。
核武器常态化的这一变化，并不源自奥巴马政府突发的奇想，而是源自美国核战略长期的沉淀。在1960年代之前，美国垄断核打击能力，核武器的确是一种威慑工具。但苏联火箭技术的成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特别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开始修订僵化的核战略。
新战略的逻辑是：不要指望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来幻想核战争不会爆发；一旦真的发生核战争，美国必须打赢核战争。
1963年6月，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密歇根大学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说：“应当以一种和我们过去对待常规战争相同的态度来制定一场核战争中的基本军事战略。这就是说，在核战争中主要的军事目标应该是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它的平民。”
他的观点被称为“打击军事力量”（counterforce）战略或“不打城市”（city-avoid）战略。这是美国在战后首次公开提出把敌人的军事力量作为核战争中的主要打击目标。
其后经过尼克松、卡特两位总统，到里根时代，这种实战式的核战略逐渐成熟。广为人知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在这种核实战的战略需求下产生的。冷战结束后，这种实战化的核战略没有消失，而是更加成熟和完善，当下人们所熟知的NMD导弹防御系统正是从里根时代发展而来的，是当前美国的实战核威慑力量的一部分。
美国核威慑理论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僵硬到灵活的发展过程，逐步成为力求与现实环境基本适应的一门理论。
现在，实战因素或“实战能力”不再被认为与核威慑无关。恰恰相反，现今美国核威慑理论强调，可靠的实战能力是有效威慑的基础。但“确保摧毁”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作为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作为对付各种类型核战争的多种手段中的一种（不是唯一的手段），被美国当下的核威慑理论有保留地吸收。
在这种战略的指导下，随着核武器小微化以及精确制导技术的成熟，实战核威慑仍然被看作是遏止全面核大战的唯一手段，被保留在多种选择方案之中，成为“灵活反应”中的“最后一招”或“终极威慑”。
回到钓鱼岛冲突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了解美国核战略，幻想依靠核武器杀伤力的保护而发动军事行动，都可能触动“核红线”而引发核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