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到一项对青少年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的试卷调查，被试者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耐人思索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与历史知识的贫乏，形成这样大的落差，问题出在哪里？结论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试看当今的历史教材和历史读物，那种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枯燥的说教，又怎能引动读者的兴趣？

其实，现代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好，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背反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就批评帝王家谱式的史学，提倡新史学，指出史学著作要“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又说:“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如今，这种历史饥饿感在青年中已相当普遍，然而，史学工作者长期习惯于书斋式的研究，长于议论而短于生动描述，迟迟未能担当起史学成果通俗化的重任。

当然，史学研究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求索的过程也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完全可以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正当其时，有易中天呼啸而出，以史学家的思路，文学家的情怀，融汇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话本杂剧于一炉，娓娓道来三国时代的人物传奇，使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历史饥饿”者趋之若鹜，若痴若迷。此时此地若没有易中天，也有李中天、张中天出来，是时势造英雄，成就了易中天的声名。史学工作者应该感谢这一批先行者，促进了讲史热，为史学的通俗化打开了宽广的道路。如果史学研究成果不能走向民众，又将何为？

有一件事使我深有触动。安徽有一座明代商人王直的墓，这是他在日本的后人来中国寻根而兴建的祖坟，几年前被几个愤青砸毁，声称这是砸的倭寇。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东海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他打过倭寇，也雇佣日本浪人做过海盗，他曾向明廷建议:“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多次提出开放海禁，互惠通市。活跃在沿海的徽商和闽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盗，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即是以海盗打开海外贸易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荷兰、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盗、海商，而明朝对海盗一律予以镇压，并不加区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盗行列，实施全面海禁，王直由于违反禁令而遭到明朝的镇压。关于这一公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就为此翻了案，以雄辩的史实说明其性质不是倭寇骚乱，而是“私人海上贸易”，近年出版的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也持相似的观点。二十年来，此种看法在明史学界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遗憾的是此种论点只停留在专业圈子，没有及时推向民众，民间仍然沿袭三四十年前的观念，以致发生砸毁王直墓的事件。因此网上有人责怪史学家，为什么没有将这研究成果晓之于众，避免这一事端？对此，只能报以叹息！

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十年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很好，有价值。又问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说，不会超过三四十人吧。他又说，专业刊物上只是给同行看，社会效益在哪里？这无异给我猛击一掌！是呀，不讲社会效益，那辛辛苦苦地研究又为什么？作为专业研究者我已觉悟太晚，信息时代正在改变传播方式，身在学术圈子里，头要伸出圈子外，新时代的史学已从治国理政的通鉴，走向为民众服务，随着史学读者的平民化，史学研究者需要改变写作风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读者乐于接受学术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