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文物之邦”是中华民族的荣耀，“衣裳”更不寻常。众所周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民以食为天”这一古训，把人人都要吃饭这一寻常事推崇为天理，进入至高无上的信念，然而这“以食为天”的观念，若与服装排座次，仍然屈居其后，殊不见“衣食住行”以“衣”为首的排列，就充分显示服装优先的地位。
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统治方略
穿衣戴帽成为中国历史上国家礼制的重要内容，说明礼制是观念形态、物质分配准则和社会制度，这一理念兼有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三重价值，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独一无二，因此翻译家很难将这个“礼”字译成外文，这是卓具中国特色的观念之一。
中国的礼制形成一种世界罕有的社会现象，那就是服装的地位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改朝换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其色彩的变更按照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一代胜一代。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一代流行色上升到与国运兴亡有关，承载色彩的服装更不寻常。春秋战国时期，衣裳一度成为国家的代称：说我中国是“我衣裳”，国际会议称为“衣裳之会”，改朝换代必定要变更服色等。诸多章法，不仅是国家行为，也是民间风俗，这从习惯话语中可见端倪，例如士大夫称为“衣冠”，没有功名的学子称“布衣”，绅士的“绅”源自衣带，潜心受教名为继承“衣钵”，当官的理想是“衣锦荣归”，清官的嘉誉是“两袖清风”，首脑人物称作“领袖”。以衣冠服饰表现民族气节的典故更是史不绝书：季路垂死不忘结缨，临终也要把帽子戴正；苏武流亡匈奴19年不改汉服以坚守民族气节等。许多佳话往往都用衣冠来体现，这说明服饰在中国不仅有遮体、保暖、观瞻的功能，还被提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文化精英的代表、民族荣辱的标志。
在贵贱有别、职业有分的制度下，士农工商任其熙来攘往，一望而知，非农、非工、非士、非商的游民很容易暴露于众。衣冠之治即是通过服装穿戴进行社会管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统治方略。
古人衣冠中的道德教化功能
古人的衣冠还承载道德教化的功能。以皇帝冕服为例，有十二章花纹：日、月、星、龙、山、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有不同的寓意，日月星表现三光照耀，一片光明；山是比喻王者威重四方，为众人所仰望；华虫(雉)取其文采，象征文德；彝为宗庙礼器，雕虎猿花纹，表示威猛、智慧和孝行；水藻喻以水清玉洁，品行高尚；火给人带来光亮和温暖；米是主食，寓以济养众人；黼是绣斧，表现果断干练的作风；黻是为黑青相背的“亚”形，表现向善背恶的用意。
这一身衣衫最重要的是冠帽。皇冠前的十二束垂旒，称为“蔽明”，表示目不视非，有所不见；冠的左右两侧有充耳，称为“塞明”，表示耳不闻邪，有所不听。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古训在帽子上的具体形象，日常用的冲天冠，两侧有向上翘的展角，象善字又称“翼善冠”。表示皇帝以身作则，一身穿戴处处表现信奉的伦理教化。
以帽子表达职业的理念和道德崇尚，在明代是官民士庶穿戴的一大特色。
官员最典型的服饰是头顶束发，上戴乌纱帽，身着盘领右衽袍，腰束带，黑皮靴。乌纱帽是用漆纱做成的圆顶帽，两边有展角各长40厘米。盘领袍，两侧有插摆，衣袖宽大，按级别的高低在袍服上饰有不同的花样，缝制在前胸后背，称为补子。其官阶主要表现在色彩和补服花样的不同，文武官员各有服饰歌：
执法的官员要戴獬豸帽，獬豸是头上长角的神兽，这是与龙、麒麟一样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生物，在民间传说中都有莫大的神力。獬豸性格忠直，是非分明，是执法严明的象征。在西方也有类似的装饰，如英国法官戴假发，如果说这在西方是显示威严的话，那么中国的獬豸帽则表示公正不阿的道德操守。
崇奉理学的士大夫们，喜欢戴的是心形冠，其造型是圆顶象征天，由八片布拼接表示八卦，大圆帽檐像太极，俨然是天干地支的太极图。这种方巾、峨冠象征天圆地方的冠帽自然与小民无缘。
一般平民身着青布棉袄、蓝布裤裙、白布袜、蓝布鞋、皂布巾。还有一种无领无袖的对襟长上衣，称比甲、坎肩、背心，老少皆宜。与官员士大夫的峨冠博带相比，平民着装有三紧，即头紧、腰紧、脚紧。所以古代常用“峨冠博带”形容官员缙绅，劳动大众则称为“短衣帮”。在江湖上还流行一种服装的隐语：“袍帐”是指缙绅的宽袍大袖，秀才的长衫称“海青”，裤子称“汉子”，裙子是“围竿子”，鞋子称“掷上”，袜子为“掷同”，这都是形象化的平民用语。
这些制作都源于一种理念，这就是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说：“古人制物，无不寓一个道理。如制冠，则有冠的道理；制衣服，则有衣服的道理；制鞋履，则有鞋履的道理。人服此而思其理，则邪僻之心无自而入。”
服此服而思其理，是古人服装制作的法则，这一法则使得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受“礼制”的规范，赋以天道、伦理、身份地位、品行情操等诸多涵义，成为封建伦理政治的图解和符号。
俱往矣，深衣！穿衣着装还看今朝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生活方式趋同化，虽然古代深衣不可行，但怎样保留民族特点，却是时代性的课题。清末民初的服装改革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民国前后，洋装一度风行中国，这有利于突破中外风俗差异所形成的壁垒，也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创新。但是愈来愈多的人感到，西服与中国人生活习惯不相适应。领带卡脖子，戴手套动作不方便等等，怎样使西服本土化，尊重中国人的穿着习惯，是推进服装改革的关键，这种交流的结果不是洋装代替中装，而是创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服装：旗袍和中山装。
中山装因由孙中山创制而得名。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翻领，上下左右4个明袋，喻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袋口为倒笔架形，以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5个扣，象征五族共和。对四袋、五扣的伦理解释，富有中国古人衣着的情调，但与古代服装有实质性的不同，服装不再有等级之分，戴什么帽子，穿什么款式，用什么色彩，不论尊卑贵贱，听凭自选，从此走上自由着装的时代，这在中国服饰史上是新的里程碑。
可贵的是，孙中山在创制中山装时还提出服装现代化的理念，他在给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件中提出民国服式的制作原则是：“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这服装四原则真正结束了衣冠之治的观念。由于这一服装样式结构合理、自然舒服，受到民众的欢迎，常盛不衰，延续至今。
在文化发展史中，取之国外，而在中国发扬光大的事例举不胜举，远的如胡琴、笛子、琵琶等民族器乐均来自西域，先秦的古乐大多已失传；近的如乒乓球，从20世纪起中国人几乎垄断世界乒乓球坛，被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国球”，其实源自19世纪的英国，并非中国土生土长。而对于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某些不合时宜的传统，只能请进博物馆，供后人观摩它昔日的辉煌。值此，且不妨说一声：俱往矣，深衣！穿衣着装还看今朝！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