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在漫长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宋教仁是最称职、最合格、最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也许宋教仁没有某些大人物一般弄出过那么大的动静，主宰了那么多人的命运，让世界风云激荡翻天覆地，他也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本领”，但是，比那些“成功”者或者说拥有过无尚权力的人，他更具有政治家的素养和才能。

宋教仁的生命相当短暂，仅仅32岁。然而，他却给波谲云诡的民国政治舞台，投下了一抹耀眼的光明，给“政治”这个残酷、阴森的字眼，注入了温情的元素，为饱受西方诟病的中国政治赢得了一些尊严。以苛刻、刁钻、桀骜不驯著称且同盟会分道扬镳的革命家兼学者章太炎就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宋教仁具有相才，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章太炎在《神州日报》上公开宣言反对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而推崇宋教仁为内阁总理：“下江浮议，有款待孙(中山)君归国，始正名号者，此无异儿童达见”，“今日应由首领委任内阁总理”，“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1]就连革命党的政治对手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佩服极至，1912年6月，同盟会集体退出内阁之后，袁世凯于6月23日在《民立报》复同盟会言时，曾这样评价宋教仁：“诸君以为组织内阁系从政党上着眼，余则纯从人才上着眼，如宋遁初(教仁)天资才调逸越侪辈……”[2]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欣赏和钦佩并非官样文章，他在很多场合都由衷称赞过宋教仁并曾请求宋担任混合内阁总理，被宋拒绝。1913年1月26日，民国著名记者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今日之政治家，求其有沉毅之魄力，运用之手腕，尤求其有系统之政纲，若宋教仁氏者……其行事颇有欧洲政治家之步调……故宋氏者可谓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3]

那么，宋教仁作为政治家有哪些特征，为什么说他是“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无有可以企及者”?

慧眼识途——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识

宋教仁既有深厚的中学根底，又有广博的西学知识。如此，培育了他出类拔萃的政治学识。

宋教仁出生于湖南桃源县，进过私塾、中过秀才，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在中国社会风云变幻的时刻，他勇敢地选择了革命，从湘西北的沟里走出来，先是在武汉求学，寻找救国之道，后与黄兴一道在长沙共同发起成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在清政府顽固不化的当时情况下，宋教仁并不反对暴力革命，在华兴会的时候就曾参与和组织了两湖起义，并担任常德地区的总指挥，因起义失败，与黄兴等一道被迫逃亡日本。初到日本的宋教仁不过20来岁，即主持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创办及编辑工作，后在黄兴的提议下该杂志交给同盟会，改名《民报》，成为同盟会机关报。宋教仁亦是主要的编辑人和撰稿人。参加同盟会后，宋教仁担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成为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宋教仁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求学、写文章，发表了多篇揭露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号召国民起来革命的文章，其论点之准确、论据之充分为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所称道。1906年，以恃才傲物著称的张太炎与宋教仁在东京一见如故，从此往复学问或煮酒论英雄，终成莫逆之交。与宋教仁处于敌对阵营的梁启超因见《民报》刊载宋之文字，亦托人致意愿与相见。[4]

宋教仁加入革命阵营之后，便考虑得十分长远，他着重考虑的是在破坏了一个旧社会之后如何建立一个相对完美的新社会。他不会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当作达到目的的道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革命对于他只是手段而绝不是目的。因此，当别人热衷于自杀式武装革命的时候，宋教仁除了向国人灌输革命理论、揭露政府阴谋，以唤醒国人之外，却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在他看来，摧毁旧社会也好建设新社会也好，都不能只靠热情，必须依靠智慧和能力，尤其是建设新社会，得有一批才识卓越的领导者，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从政治的革命和社会的革命两方面着手方可。进入日本之后，他先后入早稻田大学和东京政法大学学习，所学专业皆为法律，而且熟练地掌握了日语和英语等外国语言。从这一点上看，宋教仁成为中国宪政主义的鼻祖是早有“预谋”的。在日本的6年，宋教仁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及日本的法律制度、法学以及财政学著作，并撰写了一批有关西方宪政、西方革命以及国际关系的文章，并花费大量精力研究中国边疆史、日俄侵略史以及当时日俄等国在中国边疆的新动向，在革命党中可谓独一无二。宋教仁本着务实在态度和对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中国革命往何处去、如何才能胜任革命和建设重任进行了认真而慎密的思考。1905年5月21日，宋教仁在日记中写道：“近人皆言爱国，然国皆由个人组成，人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即须有不愧为构成国家之分子之资格。……为人之道，约言有素要者，即思想、道德、知识、能力是也。”[5]宋教仁正是朝盖有思想、道德、知识、能力的政治家的方向去努力的，他在为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作充分准备。蔡元培先生在宋教仁日记汇编《我之历史》第一册序言中这样评价日本时期的宋教仁：“清季言革命者首推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惟一目的，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若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若宋渔父先生其最著者也。”[6]

宋教仁虽然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由衷的喜爱，但他并不是那种盲目崇拜、一意孤行的人，更不会抱残守缺，死认中国文化不放，将儒、法、道、释思想装入西方现代化的瓶子里，幻想以此达到建设新社会的目的。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少有的头脑清醒者，当他对世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之后，便知道只有学习与借鉴西方才是唯一的正道。在阅读、翻译和思考中，宋教仁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同时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作为政治家的资本。因此，一个传统文化的热爱者便成了西方制度的崇拜者和彻底的宪政主义者。宋教仁认为，中国要强大、中国人要想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必须政治昌明，而使政治昌明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宪政。由此，他反对在中国实行以各种美名相冠的主义，他告诫一些激进主义者：“凡唱一主义，不可不精审其主义自身之性质与作用，并斟酌其客体事物之现状，以推定其将来所受之结果，夫如是乃可以坐言而起行。”[7]他不遗余力地抨击清政府的假立宪：“天下岂有虚悬一宪法于此，政府不必遵守，徒责人民之服从，而犹谓之立宪者乎?”“其抄袭东邻岛国半专制之宪法条文而谬以己意增减之，处处卤莽灭裂，作外行语，已为通人所不齿。”[8]在宋教仁看来，所谓立宪必须达到如下几个基本目标：“立宪国民，其义务必须平等。”“立宪国民，其权利必须平等。”“立宪国民，有监督财政之权。”[9]

此外，宋教仁还通过对当时国际上重大事件的分析、探讨，总结民主政治的可行之策与国际关系的复杂成因。其见解之独到、分析之透彻、预测之准确，足见其政治学识之高深，是那些空话主义者无法企及的。

另树一帜——卓尔不群的政治胆识

宋教仁与很多革命家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仅仅只凭借一腔热情和朴素感情参加革命，不惜代价不管后果。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宋教仁亦在思考革命该如何进行?现阶段的革命策略是不是切实可行?应该如何改变?也许正因为如此，宋教仁很少参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领导的武装行动。宋教仁并不是反对暴力革命，在满清政府拒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情况下，要想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也只有暴力革命最快捷有效了。宋教仁是觉得目前的策略和方法有问题，成功的可能几率相当低。当差不多所有的革命党人都处于高度盲从状态的时候，宋教仁却准备“背道而驰”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自1895年始，即以海外为基地，在两广等沿海地区，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满清政府的起义、暴动和暗杀行动，却无一成功，不仅革命党人千辛万苦募捐来的有限资金一次次付之流水，让海外支持者渐生倦意，而且白白牺牲了无数热血青年的生命。可是，孙中山并没有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革命队伍里也没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会屡战屡败，依然周而复始地在沿海地区从事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自杀式行动。同盟会领袖孙中山是个唯我独尊、刚愎自用的人物，同盟会的重大决策包括经费开支从不与他人商量，财务帐目也不公开。1907年初，孙中山因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款，留给总部的办报经费又相当之少，终于激起了同盟会内部的反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人要求孙中山辞去同盟会总理职务，另举黄兴担任总理。宋教仁是支持章太炎等人主张的。后因黄兴、刘揆一极力劝阻，为大局计，宋教仁才改变态度。然而，革命阵营的分裂局面已经出现，让宋教仁忧心忡忡。该年2月28日，当他闻知孙中山与黄兴因国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孙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认为该旗与日本旗相似，万不可用。孙不让步，黄提出辞职)，在当天的日记中曾有此言“盖……自成立以来，会员□□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作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10]该年二月，广州新军举事失败之后，悲观失望情绪笼罩整个革命阵营，革命党人信心大减、斗志衰弱，而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又对同盟会工作不管不问，革命队伍处于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状态。为了挽救革命，该年5月，趁孙中山来日本之际，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请求孙中山改革会务，扩大民主，减少决策失误。可是孙中山却对宋曾经支持章太炎耿耿于怀，态度十分横蛮，而且极不负责任。他冷冷地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经取消，有力者尽可另树一帜。”[11]

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彻底失望了，为了让革命不至于半途而废，宋教仁、谭人凤等人于该年6月，在东京研究决定，成立同盟会中部总部，调整革命策略、重整革命队伍，以期早日革命成功。会上，宋教仁以政治家的胆识，彻底否定了孙中山在两广沿海地区零敲碎打的自杀式会党策略，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革命三策”：“一为中央革命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此为上策……一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此为中策……一在边省起事，徐图中原……”[12]与会人员一致同意采用中策。一年之后辛亥革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宋教仁的远见卓识。

宋教仁之所以要建立中部总部、提出“革命三策”，并不是如其它革命党人一样，认为孙中山只重珠三角而忽略长江中下游地区，要自立门户，与孙中山分庭对抗，他是在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教训之后及时的改弦更张，是在根据武装革命的基本规律并借鉴他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正确结论。试想，古今中外，有多少从边陲发动革命而成功的范例?即便成功，其时间也相当长久、其代价也相当惨重，如果继续以前的策略，则不仅革命成功遥遥无期，而且让百姓多生反感。“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13]尽管宋教仁1910年12月与日人串户真左树谈话时才说出这样的话，但其看法肯定是由来已久的。他不怕背负“分裂”和“离经叛道”的罪名，勇敢地站出来扭转革命航向。这种过人胆识是很多人所不具有的，这或许就是革命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所在吧。

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宋教仁作为中部总部的灵魂人物，领导革命党人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革命重心，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联系与联合，并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后武昌新军因各种偶然的因素提前起义并取得成功，虽然不是宋教仁和中部总部直接领导，但其影响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武昌起义的成功也说明了宋教仁是头脑清醒、判断准确的政治家。

值得指出的是，同盟会中部总部虽然名义上隶属于东京总部，但实质上与东部总部已经没有了任何联系，中部总部的成立、章程的确立、行动计划的制订，孙中山和东京总部都一概不知也从末过问。也可以说武昌起义与孙中山没有直接关系，更谈不上领导。

把握机遇——登峰造极的政治才识

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在不断学习、思考、总结中逐步成熟，至辛亥革命时已形成了一整套的宪政纲领。在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中，宋教仁是少有的目标明确并向着目标百折不挠前进的政治家。

武昌起义前，宋教仁接到湖北革命党人要求他和黄兴等人赶赴武昌指导革命的请求，几次准备动身，皆因被关在武汉监狱的桃源同乡、革命党人胡瑛使人送信阻挠(言武汉情况很糟，起事不会成功，劝其千万莫去)而错失了绝佳机会。得知武昌革命成功的消息之后，宋教仁马不停蹄地赶往武昌，尽管阻挠宋教仁前来的胡瑛已经占据了至关重要的革命军外交部长的职位，宋教仁只是这位同乡的一个下属，但宋教仁毫不计较，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夜以继日地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简称《鄂州约法》。《鄂州约法》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已付诸实施的宪法文本，而且是一个具有明显的三权性质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该约法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奠定了法律基础，此后的“临时约法”也好，其它实施过的或未实施过的宪法、约法也好，都是以《鄂州约法》为蓝本制定的。中国得已有十余年宪政实验的机会，很大程度上亦归功于宋教仁制定的这部《鄂州约法》。可以说，是《鄂州约法》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鄂州约法》给很多人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机会，也是《鄂州约法》让中国人知道了政治还可以这样进行的。奇怪的是，时至今日，在我们很多的厚如砖块的民国史、辛亥史著作里，竟然对该约法只字不提，我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是怎么写的。

宋教仁深知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权力不受制约，而中国又是一个对权力过于崇拜的民族，因此，在民国成立伊始，他便竭力主张实行英法式的内阁制，以避免个人专权。1912年12月26日，孙中山回国的第二天，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寓所开会，讨论临时政府问题。在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问题上孙宋各执一词，孙坚持总统制，宋力主内阁制，他和孙中山之间发生严重分歧，黄兴劝宋教仁取消提议，宋教仁没有答应。于是，政体问题被提交临时参议院讨论。由于以章太炎为首的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呼吁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而招致革命党内部及立宪派、旧官僚集团的嫉恨，他们以为宋教仁提出内阁制主张纯粹是为了让自己当总理，因而一致反对宋教仁的提议，选择了孙中山盼望的总统制。后宋教仁从法律的角度，参考美国的宪法设计，对确立总统制政体的《临时约法》提出了三点修改意见：一是增加临时副总统，二是由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三是临时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命令时，须国务员副署。然而，宋教仁的意见却被那些自私、愚蠢的政客们弃之如屐。后南方临时政府根据之前的承诺(袁劝清帝退位，即担任国家最高统帅)，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忽然想起了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于是匆匆忙忙修改《临时约法》，变总统制为内阁制。此时的孙中山认为中国不适合总统制了， 1913年3月孙在日本神户演说时这样说：“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视其议员为何党之多数，以定国民之信用。”[14]此行为很不严肃，当时就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诟病。正如李剑农先生在《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指出的那样：“这种拘于一时环境的立法精神，是所谓‘对人立法’的精神，对人立法在理论上是不能赞许的，因为真正的大枭雄，不肯把法律放在眼里，徒使真正的政治家，失去政治运用应有的活动。”[15]由于政客们的不健康心态使然，该约法存在着很大的制度缺陷，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划分不科学，议会权力太大，对总统权力的限制过于严厉，司法的独立权表达很不充分，为其后的袁世凯废除国会、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北洋政府的频繁更迭埋下了祸根。

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因为以中国当时的国情，政党内阁是确保行政效率的最好手段，亦是政治透明化的关键。据革命党人居正回忆，宋教仁在孙中山提议他为内政总长被否决之后，对同情他的友人说过这样的话：“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16]宋教仁在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政府内担任过法制局长、在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担任过农林部长，因内阁组成人员成分复杂而无法作为。1912年7月，因身为同盟会员的内阁总理唐绍仪与混合内阁中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政见不一，遂使政府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向袁世凯辞职。唐绍仪的辞职，让宋教仁进一步认识到组织政党内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于是与内阁成员蔡元培等商议：同盟会员全体退出内阁。宋教仁态度鲜明地申言：“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即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17]

宋教仁辞职之后，袁世凯曾派人做他的工作，请求他担任混合内阁总理，被他断然拒绝。辞职之后的宋教仁抓住中国政治比较开放的有利时机，专心政党建设，通过与统一共和党等五个小党多次协商和沟通，本着包容和妥协的精神，达成了一致共识，于1912年8月组成了当时中国人数最众、规模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宋教仁1923年3月在国民党交通部演说时，说明了他改组国民党的良苦用心：“今者吾党对于民国，欲排除原有之恶习惯，吸引文明之新空气，求达真正共和之目的……”[18]在国民党正式成立大会上，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高票当选理事，因孙中山对政党建设没有兴趣，后宋被推选为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国民党在宋教仁的领导之下，呈现出了生机勃勃、势不可挡的良好势头。宋教仁组建国民党的意义的影响，就连素立于同盟会反对地位的《时报》记者黄远庸亦认为:“宋君此次主持国民党改组之功，于中华民国历史上必有不可磨灭者。”[19]让我痛心的是，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真正缔造者，这一铁的事实我们的很多人却不愿承认。

宋教仁的理想是仿照英美，形成两党政治格局，他在《致北京各报馆书》中说：“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诚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20]后来又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政治理念：“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的议席，进而在朝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21]在年底进行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正当宋教仁应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之邀，雄心勃勃地北上组阁之际，从上海火车站阴暗角落里飞来的一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他年仅32岁寄托了中国人无限希望与梦想的宝贵生命。杀害宋教仁的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一百年来众说纷纭，革命党说是袁世凯，袁世凯说是革命党。袁世凯因宋教仁即将组成责任内阁，其权力受到制约(据说袁世凯并不惧怕孙中山，而真正惧怕的人是宋教仁)，袁有杀宋的动机。可是，在当时袁宋关系为全国人民关注的情况下，以袁世凯的智商，去杀宋无疑是给自己找麻烦，而且是在国民党的老巢上海，袁应该不会这么愚蠢。而国民党内(主要是同盟会内)因宋教仁锋芒太露，盖过了昔日的领袖人物，将其除之也不是没有可能，凶手与某些同盟会成员的关系之密切也不能不让世人生疑，凶案发生后即被陈其美控制的上海当局破案，且凶手滞留上海束手就擒，关键疑犯在狱中非正常死亡，亦很不正常。谁是宋案真正的幕后主使，也许永远都被历史的尘埃掩埋了。

宋教仁遇难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北京总部又与上海原同盟会高层意见相左，终于导致该党的分裂和没落。需要指出的是，宋教仁的政党内阁主张、民主宪政设想、政党建设，不仅日后为很多人不理解，就是当时革命党内部高层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前面已经说过，孙中山、黄兴不赞成宋的内阁制主张，南方临时参议院处处与宋为敌，虽然组建国民党孙中山没有表示过明确的的反对，但态度是相当冷淡的，并以专事实业不问政治为借口坚决不从国民党理事长之职。依本人浅见，孙赞成宋教仁组织国民党，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孙中山知道，以宋教仁的个性和能力，如孙不同意他组党，宋绝对会独树一帜，脱离以孙为代表的同盟会。权衡利弊，孙不得不同意宋的决策。孙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说时称赞：“合六党成一国民党，其功与南北统一同。”[22]我认为，孙中山这句话仅仅只是应付之语，否则就没有宋教仁牺牲多年之后的耿耿于怀，他1923年对广州国民党人演说时说：“黄兴、宋教仁等一般旧革命党人，以为别人既有了党，吾等尚未有党，乃相率而组织国民党。”[23]宋教仁刚遇难时曾经对其称赞有加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后来也转变立场，指责宋“热衷利禄”。以反共著称的戴季陶，1913年对宋主持制定的国民党党纲备加赞美，以后却称宋为“革命党的第一罪人”。[24]

比起宋教仁对自己政治理念的坚持和执着来，一些人的左摇右摆、翻云覆雨实在是有些下作。这或许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分界线吧。

坚守底线——无与伦比的政治卓识

与很多所谓的政治家不同的是：宋教仁是一个永远坚守政治底线的政治家，他决不会拿国家主权和民众利益作交易。在宋教仁留下的不算太多的著作中，提醒民众和政府警惕俄日侵略、揭露俄日阴谋的文章就达20余篇，尤以《间岛问题》和《二百年来之俄患篇》最为著名，与一些革命党们的暧昧态度形成鲜明对比。1912年，俄蒙条约签订之后，身在南方的宋教仁发表了多篇措辞强硬的讲话和声明，表明了决心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正如郭汉民先生在《宋教仁集.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人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大于外国侵略者，他们反满革命的热情远远高于反帝爱国的本能，在他们处境艰难到万般无奈的时候，甚至不惜以国家某部分(诸如满蒙)的利权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而宋教仁却始终坚守 “国家领土人人当宝爱之”的原则。可以说，在革命党中，没有谁比宋教仁更爱国了。

在间岛问题上，宋教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性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心。

间岛是中朝边界图们江以北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由于清政府对边疆疏于管理，朝鲜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之后，朝鲜人便越江来间岛垦殖，日本人于是打上了这片土地的主意，日本舆论公然称间岛为“鸭绿江源的独立国”，其霸占间岛的野心昭然若揭。宋教仁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十分焦虑，然当时的革命党人，视革命为第一要务，只知道与清政府为敌，对日本的侵略企图熟视无睹。宋教仁觉得他不能对如此关系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大事坐视不管，为了保卫国家领土，他向朋友借来路费，化作日本人，冒险潜回东北，打入了日本人在东北的长白山会，掌握了他们欲变间岛为朝鲜领土的假证据。随后，宋教仁查阅各国图书资料中有关中国边疆的记载，还有朝鲜资料中有关中朝边境的记载，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进行论证，写成了《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的事实证明间岛自古属于中国领土。书成之时，正值中日围绕间岛归属进行谈判，日本某学者闻知此事，许以重酬购买该书版权给日本政府，以换取革命费用，宋教仁严辞拒绝，他立即托友人时间差书稿送给清政府驻日公使，由驻日公使转交给袁世凯(一说为清外交部)。据说袁世凯得宋书后，对宋的才学极为常识，去电给驻日公使，邀宋回国襄助交涉，宋以无法脱身拒绝，后袁世凯又委托驻日公使给2000大洋酬金，宋将此款赞助了在日的中国贫困学生。因《间岛问题》一书的帮助，清政府保住了国土。可是，宋教仁却因此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报复迫害，革命党中有人诬陷宋教仁卖党求荣，日本政府怀疑宋为清政府密探，时加迫害。宋教仁对此等闲视之。[25]，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尤其是面对重大问题时的立场，他不会为一己之利或一个组织、团体的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和全体国民的利益，政客混混之流焉能理解他的胸怀?他在《致李、胡二星使书》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26]

在定都问题上，亦体现了宋教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坚定立场。

　　辛亥革命胜利后，南方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均坚持将首都设立南京，当时以章太炎为代表的知识界和多数舆论皆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宋教仁是赞成将首都设于北京的，他曾经游历东北，深知北京对于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要，俄日一直对我北方虎虎视眈眈，且俄正在操纵蒙古独立，首都设立北京，对侵略者有一定震慑作用。可是，黄兴以武力威胁同盟会员，强迫其投票定都南京。宋教仁作为迎接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专员到达北京，来北京的第四日(即2月29日)发生了影响中国历史的“北京兵变”(北洋军阀曹锟的第三镇一部以没有及时得到军晌为由，在北京发生哗变，随即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乱兵放火行劫，通宵达旦，京津一带一片混乱)。兵变之后，袁以北京局势不稳为由，不愿离开北京，并请宋教仁先行回南京报告。此时的宋教仁更加赞成定都北京的设想，并向南京说明了情况及定都北京的的意见，引起了同盟会员的不快。当袁世凯在北京通电就职后，同盟会员主张黄兴领兵北上，宋教仁极力反对，认为领兵北上，几同儿戏，其必然引起内战，祸害百姓。宋的话还没有说完，与会代表马君武大骂宋为袁世凯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并煽了宋一个耳光。

当时，同盟会内部多数人认为，北京兵变是袁不愿离开老巢而导演的一出苦肉计，而责怪宋教仁明知是袁之计，却不公开揭穿而一味迎合。时至今日，我们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借用这种观点。我却赞成吴相湘先生的分析：表面看来，此言看起来很有道理。稍一深思，破绽甚多。袁如留恋老巢，就不会唆使军队叛乱，这种行径如同于玩火。当时，反对定都南京的呼声相当强烈，袁不想离开北京，有的是比这更好的办法，何况袁极力想在外国列强面前显示自己控制局面的能力，怎么可以出此下策呢?[27]事实上，宋教仁一直对袁世凯没有好感，他之赞成定都北京，完全是为国家民族计。

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宋教仁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屡屡与他人观点行为相左，引来政敌和革命党内部的攻击和猜忌。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在有关建制问题上，革命党人包括立宪派人士大多主张实行地方分权的联邦制，而宋教仁却主张中央集权，实行单一制。在他看来，自辛亥革命革命始，全国大多数省纷纷独立，如任其下去，则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为此，他与胡汉民展开了激烈争辩。尽管各界政治人物最终选择了中央集权，但并没有消除对宋教仁“标新立异”的不满，也留下了日后国民党人清算宋教仁的伏笔。

宋教仁并不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物。小的细节他可以忽略、无关原则的问题他可以让步，为了大局他甚至可以忍辱负重。1907年倒孙风潮时，他起初是赞成让孙下台的，对孙也有诸多不满，后因有不同意见，从维护同盟会的团结计，他改变了立场。与五党联合组建国民党时，因他党认为“民生主义”带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坚决反对“民生主义”这一提法，将其改为“民生政策”，因他党反对将“男女平等”写入党纲，考虑到他党意见，加上当时的西方立宪国如英国政党的党纲里均无“男女平等”的提法，宋遂同意党纲里不列此条。因“男女平等”末列入党纲，宋教仁挨了女革命党人唐群英等人两次殴打，一次是1912年8月13日，同盟会总部开会时，一次是该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还有宋教仁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力主由黄兴取代旧官僚黎元洪担任军政府大元帅，后又争取黄兴担任临时大总统，但当大多数人不赞成他的意见时，他也没有如某些人一样横生枝节，而是承认现实，服从大局。

很多学者和政治人物都认为，宋教仁在第一届国会选举国民党赢得胜利之后，曾经运动推翻袁世凯，由老实木纳、易于控制的黎元洪取而代之。吴相湘先生在《宋教仁传》里、迟云飞先生在《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里，都有这样的表述，其中迟云飞先生的著作里还有专节《策划推翻袁世凯》。他们的史料来源不外乎当时部分媒体的谣传及一些人如章太炎、徐血儿、北一辉的猜测。宋教仁生前亦对这种谣言进行了澄清与反驳，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驳某当局者》)[28]他还批评造谣惑众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还推心置腹地告诉民众“我当日演说，虽是非难政府，皆系平心之论，其要旨在谓政府对于库事不应因循守旧，毫无办法，对于财政只知借款……”(《答匿名氏驳词》)[29]当时和以后，另一方当事者黎元洪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没有言及宋教仁曾运动他当总统的只言片语。如确有此事，按常理，袁在世时，无论是为了讨好袁世凯还是为了攻击宋和国民党，袁去世后，无论是为了反击袁世凯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黎元洪都会把这件事抖露出来。可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不错，宋教仁是很不喜欢袁世凯，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是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牺牲的，何况，当时整个社会对袁世凯还是充满信心的，大多数列强国家亦看好袁世凯。在国民党刚刚赢得议会选举，宋教仁还没有组阁之前，他会有如此轻率的思想和行动?再说，宋教仁从来就不曾瞧得上黎元洪，革命之初就想以黄兴取代他。两人之间的隔阂人所共知。怎么可能有拥黎之举呢?还有，宋教仁做事从来不喜欢遮遮掩掩，主黄兴代袁之大元帅如此，欲黄兴任临时大总统而反对孙中山就任是如此，主张内阁制反对总统制亦是如此。所谓拥黎驱袁不过是当时政坛上一些智商低下的政客们的胡思乱想。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宋教仁绝对不会如此糊涂。

我坚信，作为政治家，宋教仁的道德操守与人格魅力万古流芳。并不是有意抬高宋教仁，实则是在检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发觉如宋教仁一般具有磊落、真诚、直率、宽容品德的政治人物太罕见了。

宋教仁既不会阴谋，也不会“阳谋”;既没有明哲保身，也没有一意孤行。宋教仁不仅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干净的政治家。宋教仁没有杀人害命的记录，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有意的无意的、该杀的不该杀的，都没有;宋教仁没有背后下手的行径，不管是因公还是因私;宋教仁没有唯利是图的企图，不管是政治上还是金钱上(曾拒任总理、拒受袁世凯重金);宋教仁没有风花雪月的故事，不管是寂寞无奈中还是兴奋难抑时。

宋教仁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缜密的政治思维、超前的政治见识、良好的个人素质，崇高的道德修养，他是当之无愧的伟大政治家。正如吴相湘先生在《宋教仁传》中所评价的那样：“权位金钱不能浮，政见之不可牺牲，政治家之风骨，宋氏有之矣……”[30]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会捧起《宋教仁集》，漫无目标地翻阅，每当看到他在去世前给袁世凯的那封绝笔信，我都会泪眼模糊，不能自已。这是一封真正的血泪写就的文书啊，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他没有计较个人得失，没有声言“一个都不宽恕”，没有要求“报仇雪恨”，却一直念念不忘中国的民主宪政建设：“……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31]

这就是政治家的胸怀，这就是政治家的品德，这就是政治家的操守，这就是政治家的人格!

注释：

[1][2][4][6][17][19][24][25][27][30]

吴相湘着《宋教仁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第87页，第135页，第35页，第107页，第138页，第158页，第179页，第39页，第98-99页，第140页)

[3][15][16]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 第215页，第129页，第110页)

[5][7][8][9][10][12][13][18][20][21][26][28][29][31]《宋教仁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第774页，第346页，第306-308页，第18页，529-530页，第161页，第502页，第578页，第543页，第67页，第558页，第576页，第588页)

[11]《天变—辛亥革命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第230页)

[14][22][23]《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出版 第三卷 第44页，第二卷 第485页，第八卷 第432页)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