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组织的意识形态提供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理想目标或乌托邦的图景，且必须为其行为方式提供凝聚的原则，同时要缜密的把不确定的激进分子整合到统一组织的方式。
——《“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杨念群，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第124页）
一
一个好的国家必然有一个好的政治设计，而作为设计该政治制度的具体人士，必然要考虑基于政治层面的不确定因素。这里的不确定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说一种影响政局稳定的那些外在与内在的政治因素与文化因素，而是指基于体制内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其爆发因素主要是因为权力的合法性质疑，经济发展导致精神需求的增加，利益的表达不畅导致的反抗等等。
那么，作为国家的实际操作者，当权者必然会考虑到这些因素，如何调节使得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变为“和谐之景”,其就必然会采取一些政治手段，这些政治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权的稳定性。众所周知，与专制主义的革命必然会导致更加专制的政权。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应该去反抗呢？未必这般。埃及原领导人穆巴拉克如今已经沦为阶下囚，无论如何都没有逃脱对其审判。故此，在笔者看来，以政权为权力的制高点，以合理性的借口占用人民资源，必然会是失败的政权。这不是一个个案的推测，因为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的时候，其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最后也只能以一个失败告终，并且付出该有的，血的代价。
因此，如果说一个政治家需要做的仅仅是以政治作秀来换取民意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这个政治家就低估了人民的识别能力。政治作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起着“缓解的作用”，但并不能化解“人民的内部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政治家需要实质性的将问题坦诚的告知，并且在坦诚的基础上去“政治作为”。哈维尔的《无权利者的权力》中亦有提到，将权力还给人民才是这个政局的唯一出路。
二
如今的政治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情形。政府与群众不再像毛泽东时期所宣传的“鱼水之情”。从这样一个所谓的和谐共融到对抗之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基于一个“以经济的现代化掩盖政治的非现代化”，这种政治非现代化必然会在一种“全球化”的当下失去原本应该被尊重的地位，这个地位的主人就是“政权”。政权的稳定也必然会在这样一种不信任的基础上，或者说一种基于中国实情得不到该有的尊重，因为人民的利益不再高于一切，而是党的利益却至高无上。（党的利益如果不与人民的利益一致，那么必然会走向衰亡。）党作为国家的代言人与权力的行使着，如果不是将人民的利益摆到正确的地位，那么必然会不值得，也得不到这种信任。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从中国的整个形势来看，在政策得不到切实的履行，特别是县级政府以下的政权主导者（基础政治权力）利用权力大肆的寻租，导致群众将这种怨恨与不满很大程度的宣泄在中央权力，最终被影响不仅仅是地方政府被怀疑，而且中央政府也被质疑。其主要质疑的基础还是一个权力安排与设计上。
以中国权力的设计安排为例，以高效率社会主义政治模式对下级政府有太多的控制，这种控制还是在于一种权力的稳定与政治资源的诱惑。以这种“鼓励机制”与“强控制”模式来达到政治统治，必然会在权力的中下层产生一种“真空状态”，如当初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一般，这就给县级政府以下的政权过多的权力空间，并且还有可能“欺上瞒下”，如此，国民党的政权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失去平衡，最终走入毁灭。
三
无独有偶，权力以其合法性得到该有的尊重和认可，但是在合法性的基础上，一个政权不是以“一切为人民服务”为政治导向，而是利用一种权力渗透来达到控制的目的是得不到本该有的政治效果的。例如，一九四二年之后，毛泽东倡议将党支部建立在基层之中，这种政治组织的延伸无外于达到两点：第一，希望党的权力能在这样的层面上得到衍生和发展，这直接关系到政权的权威性；第二，对基层思想进行监控。这就是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言的那种“电幕”，简单的说就是“思想警察”。反之，这是一个政权没有自信的直接表现。“防口胜于防川”的政治逻辑最后都是悲剧的结局。因为，如果让人民真正的受制于这个政权，必须为人民的切实利益着想，比如说住房问题等。具有实用主义至上的这种民族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容易得到满足的。另外，电影《让子弹飞》中的这种“权力渗透”就演绎的很独到。
权力的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更加的与权力的合法性有关联。因为，这种合法性不是一厢情愿的“欢迎”，而是一种带着质疑性质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基于两种可能产生：首先是一种权力自身的合法性来源；其次，是基于一种人类的本身。也就是说，你越是控制，其反抗的弹性就越大。更为简单的说就是如何去超越与挣脱这种政治控制就成为了一种主流行为方式。
政治正确包涵的不仅仅是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更加应该建立在一种权力于人民的基础上的更大空间。在人民群众的信任之上的政治权力的效率将会更加的得到政治本身行为的发挥。另外，人民对于这个政权也将有更多的发言空间与行为空间，其动机不是革命而是改良，为这个社会更好的发展起到一种自我价值的发挥与体现。那么，政府的全能型与政治的全能型，都将得到一定的成本降低，这对于纳税人也是一个更加优惠的利益体现。
所以说，与其说进行这种硬性控制不如“无为而治”，这恰好是一种最高级别的政治治理方式。其背后体现的是两种繁荣的景象与未来：其一，人民幸福安康；其二，政权稳定与良好的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前提，不确定的因素必然会在最小的方式得到解决，群体性事件与政治质疑也将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作于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