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斯克鲁顿 著 吴万伟 译
罗杰·斯克鲁顿写到，应该为这次金融危机负责的是自由市场忘记了欠债还钱的基本道德真理，但呼吁经济学的道德并不是赞同社会民主国家的金融谎言。
《古兰经》有这样一行诗“众归信的人哪!你们除却彼此情愿的商业而外，不得侵吞同人的财产”（尼萨 4, 29 ），这是被解释为禁止利息、保险和债务往来的许多诗行和圣训之一。先知对非真实东西的买卖感到惊讶，尤其是当人们抢先在上帝的意愿之前采取行动，出售他们并不拥有的东西或从来没有要求他们提供的东西。因此，传统的伊斯兰教法禁止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商业活动：如允许人们在戴上公司的面具后逃避行为后果的有限责任。当然，没有利息、保险、有限责任、或债务往来的经济将和当今的世界经济大不相同。它将发展缓慢、多方受限、相对贫穷得多，但那不是关键：先知建议的那种经济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没有合理性，但从道德角度考虑，才是正派的经济。
对道德经济的渴望决不仅仅限于伊斯兰。在我成长时期的战后世界，经济生活同样受到道德法令的制约。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资本主义”受到欧洲精英和大部分民众的严重怀疑。资本主义意味着“贪婪”、“投机倒把”、“剥削”。私有企业如果不是对公共道德造成侵害，至少被认为是对公共财产的侵害。在国有企业和庞大的国家工程众多的英国，“利润动机”除了作为厌恶的对象外，很少被人提到。1970年代，在我寻找律师的时候，吃惊地发现英国的公司法仍然要求公司要创造利润。经过了工党政府执政多年后，这样的法律怎么没有取消，相反，公司被要求要为了公共利益服务，否则就要自我改造成为等待被政府拿下的合作社？
接着是撒切尔夫人革命的到来。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度过了思想世界和日常政治生活的激进转型时期。曾经被谴责为资本主义的体制非常突然地被作为“市场”而大加赞美。我们被告知，经济学不是关于利润和剥削的而是关于自由的学科，市场不仅是社会必须的而且是一种道德的善。这是一种人人公开地诚实地与他人买卖，每个人都从中获益的制度。它提供了自由，要求定价的责任。国家不再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而是巨大的闯入者，是所有契约合同的不劳而获者，是占有诚实劳动者收益并在自己小集团内部分配的掠夺者。
在经过多年沉闷的社会主义清教徒主义之后，这种新的道德观无疑具有解放作用。但它不仅解放了好东西也解放了坏东西，从不直面穆罕默德一直坚守的真理，即在虚拟的经济中，谁也不会被追求责任。我不知道我们最近看到的这种泡沫是不是不真实财产交易所必须的，我猜想大概是这样。寻找能限制这种交易的法规是徒劳地使用公共资金和政府资源。没有人会乐意看到有人通过糟蹋别人的储蓄而大发横财。
但是，国家一旦卷进来情况往往变得更加糟糕。国家干预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及其庇护者优先。政治阶级的主要关心是确保直接依靠政治享受悠闲自在的生活的人----官僚和公务员获得保障，用储蓄基金换取不满者的认可。因此，不真实财产的交易继续进行。
欧洲模式是经济绝大部分被国家控制，代表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种弃权状态，美国作为西方政治中的一个长期例外现在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对努力工作的人实行高额的税收、冒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同时结合一种让所有能最容易地收买的人免费搭车是民主国家的普遍趋势。希腊人或葡萄牙人从没有怀疑它，只有新教徒道德的些许残余转移了德国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没有资格抱怨的真相，当希腊政治阶层试图把他们付不起的借钱的成本转移给能够付得起的德国纳税人时。因为这正是社会民主的含义所在，社会民主制一直是德国战后最大的出口产品。
许多经济学家撰写了学问高深专业性强的文章来解释现在的债务危机是如何形成的，应该如何对付它。融资和主权债务理论再次填满了看起来高深莫测的图表和数据的期刊版面。但这些不应该阻止我们看到先知意识到的真理，这是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一种虽不同但更真实的方式，即道德判断。如果你借了钱，就应该还。你应该通过挣足够的钱还债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再借。因为某些原因，在谈及国家及其公务员时，这些最基本的道德真理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显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入一个稳定的但糟糕的配置---某种经济呆滞---其中家庭将消费更多如果他们有工作，公司将雇佣人更多，如果家庭消费更多，但是谁也不敢第一个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可以通过从子孙后代那里借钱，成为解围者（deus ex machina）---“最后的消费人”。谁知道呢？或许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极端的情形。
但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在过去10年里欠债还钱的最基本道德真理都已经被人彻底忘掉了。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创建了一个基金，从一个人那里借钱去还另一个人的钱，这个过程无限延伸下去（ad infinitum），结果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当国家做同样的事后，他们描述自己的行为是“负责任的”、“爱国的”、是“社会包容”的姿态，因为所借的钱除了支付别墅、游艇和情人的费用外，剩下的部分被花费在了养老金上，在降低退休年龄上，在失业救济上，换句话说花在了将生产力降低到永远不可能偿还债务的事情上了。
如果一个私人这么作为的话，我们期待他遭受破产的惩罚。为了逃避这种惩罚而再次借钱就是犯罪的升级。但当企业和银行被国家认为是“太大了不能破产”后，它们就必须得到“救助”，换句话说就是国有化。这对那些一直戴着公司面具的人来说可真是好消息，因为他们可以继续转移其可耻行为的代价。因此，现在仍然被国家维持的一个神话是克雷斯勒公司的总裁去年为他在梦想世界的工作开的工资是800万美元。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显示“太大了不能破产”。同样道理适用于国家。“主权债务拖欠”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底特律的死亡工业或者恣意挥霍的银行应该被埋葬是不可思议的一样。
你或许说经济和道德智慧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我不信。在我看来，人类出现的道德意识恰恰是因为从长远看，这种意识对人有好处。它是对莽撞行为的刹车，是把错误的成本归还给犯错误的人，把欺骗从教会中驱逐出去。受到惩罚是痛苦的，做了错事的国家自然要竭力避免惩罚。它们能很容易地把痛苦转嫁到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对其行为视而不见。但我忍不住想结果从最好处说不过是短期的经济优势，从长期看，其代价将非常巨大。因为我们在欧洲和美国已经看到经济生活的去道德化。债务已经不被认为是必须偿还的了，因为资产可以进行交易。资产的成本正在被转移给子孙后代，我们本来有保护他们的义务，但因为偷走了本来属于他们的东西而被他们蔑视。
译自：“Unreal Estate”by Roger Scruton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s/2011-09-28-eurozinerev-e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