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常常有媒体朋友希望我对这位重要的乡贤给出直接了断的评价，下面抄撮的就是我的回复。
1. 对曾国藩的评价，百余年来是南辕北辙，对于同一个历史人物，同样的历史资料，为什么人们对他的评价如此不同？这是曾国藩个人的矛盾？还是社会观念的矛盾？
孟泽：这些年来，以曾国藩的名字为招贴的出版物、议题越来越多，唐浩明那部以《曾国藩》为题、不失传统演义性质的长篇小说，可以算是一个“标志”，让据说早已被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的曾氏开始“否极泰来”，声名再度显赫，有关曾国藩如何赚得封侯拜相的“成功之学”与权术、风水、命相之说，也因此转眼间腾嚣于庙堂公卿和草叶百姓之口，版本众多，各取所需。
曾国藩在寂寞无闻或者说有所闻而只剩下骂名大半个世纪后，骤然成“热”，且“热”到几乎要视之为“圣人”“完人”，并不表明时代理性的健康，正像曾国藩在晚清乃至民国俨然是“教主”，之后又显然是“屠夫”的重彩赋形，也并不表明一种健康成熟的理性一样。确切地显示出我们时代对于历史多少拥有了一份冷静和理智的，是羊春秋先生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开始领衔整理的三十卷《曾国藩全集》的出版，以及某些小范围内举办的关于曾国藩与近代中国命运的学术研讨，而不是举国若狂的唾弃或者膜拜，那只是说明时代及其观念的混乱，与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恐慌、不知所措而已。
2. 今天很多人看曾国藩的《家书》，它启发了很多人，然而不少人在读曾国藩的同时，也把他当做了成功学的教材来读。然而他的一生中也有很多矛盾、挣扎、冲突。曾国藩真实的一面是怎样的？
孟泽：《曾国藩家书》，包括他的其他书信及一些日记，阅读者众，一度成为国人“修身齐家”的教科书，朴实严肃、激情内敛而文采斐然，充满着有关为人处世的教训、聪明和智慧，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但在今天，窃以为，更值得我们激赏的显然是其中交待出来的日常生活以及处心积虑的人情世故，艰难、琐碎、不厌其烦，某些时候甚至充满忧伤、苦楚、委屈和无奈，还原了一个人们崇拜的“大人物”的“心曲”，“纪录”了一个时代、一种生活方式的“真实”。
至于我们习惯于把成功人物的言论作为，当作成功学的教材，当成“真理”“模范”，在一个没有“上帝”声音的国度，这是很自然的，也是传统社会发育得最为充分的实用理性所敏于接纳和“创造”的。
3. 有人评价曾国藩，说他既是圣人，却又深谱官场的各种“潜规则”，他做官的思维到底是怎样的？
孟泽：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龌龊的一部分就是所谓“权术”，所谓“官场潜规则”，曾国藩在传统制度下为官作宦、做人做事的“技术”和“技巧”被同时代的人特别是后来的人无限放大，也许恰恰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在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某些地方、某些部分，有较之过去更加龌龊不堪的景象，因为，从对于传统与经验的选择性的记忆和诠释，往往可以看出我们的现实需要，看出时代的精神状态。
4. 有人说，曾国藩代表了传统精英最后的辉煌。传统的精英有怎样的特质？
孟泽：曾国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作为，最重要的当然是毛泽东当年嘉许为“完美无缺”的“收拾洪杨一役”。但是，因为“洪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曾经被当作“中国革命史”的重要一环，曾国藩不能不成为“反动分子”，成为“魔头”。如今，“洪杨”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邪教”领袖，“太平天国起义”也似乎并不代表所谓“先进文化”，而只是传统“民变”的另一个样本，如此，曾国藩自然又回归“正统”，说他主导了晚清的“中兴伟业”，他几乎成为拔起寒乡、济世安邦的典范。
基于“改革开放”的自觉，曾经指为“卖国”的洋务运动也有了新的评价，没有太多异议的是，自曾国藩始，中国方多有言“洋务”者，方有近代化的开端，曾氏手下诞生了了第一个机器工厂，第一艘机动船，第一批留学生，这些都是可以给曾国藩形象加分的地方。还有，曾氏一生渴望以文章不朽，标榜“桐城派”而成为所谓“湘乡派”的领袖，开启宋诗运动而在近代诗坛有所谓“同光体”。
其实，这一切也许更多是一种符号和表象，通过现实的坐标对于它们的解读，赋予它们的含义和意义，总是变动不居的，难得有定谳，这才有“身后是非谁管得”的浩叹。而历史，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说，常常只是一种偶然的机遇而已，所谓选择大半是被动的。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作为历史主体——个人由此所显示和表达的心智、才华、理想、信念，以及这一切与“人道”“人本”以及广大的生存意志之间亲疏远近。
近代历史，虽然无法割舍地影响和决定了今天的现实，但对于我们来说，它毕竟已经和正在化作一种背景，其中数不清的恩怨纠葛、是非好歹逐渐远去，最简单而清楚的事实是，我们确实不能回避而是需要正视曾国藩在近代中国留下的庞大身影。当然是因为他包括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或者反动）“兴办洋务”（爱国或者卖国）在内的“事功”，才使得他可能真正参与近代历史的，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影响近代中国，又绝不止因为他的“事功”，或者说，“事功”是有限的，更加绕不过去的是他对于近代中国精英阶层的精神上的统领，这也是他可以成就“事功”的根本依据。
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中兴”了晚清，让一个萎靡涣散的王朝又延续了半个世纪，同时，有更充分的证据显示，他是儒家乃至传统文化在旧中国最后一个称得上代表的代表，他身上集中了传统精英某些最优秀的品质。他并没有在传统文化上发展出全新的范式和章程，但是，他以并不缺少悟性的刻苦和执着，重新体验和阐释了迤逦数千年的天人之道、伦常之理，较之同时代的满朝野的文武士子，他不止是聪明，简直是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服膺儒教而不拒斥庄老申韩，汲汲于事功而不乏形上之思，既有强人意志，又有淑世婆心；“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修身养性严谨到刻板；“书蔬鱼猪早扫考宝”，持家持身峻洁到固执；肩担道义、满门报君，忠诚到迂阔伪善；见机而作、实事求是，通达到狡黠怯懦。
这一切，有着远不止可验于彼时彼地的意义和内涵，可以示范当世，警醒未来，可以唤起意志，涤荡人格，即使是具体而微的出处计量与现实安排，也无不贯彻着他对于世事与生命本相的洞察，对于人生艰困的体验。曾国藩不止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更是一个以自胜胜人、以圣贤自许的理想主义者，他甚至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标高，一种让人可以仰望的方向。
很多年前，我曾经到离湘乡县城80公里双峰县城40公里的偏僻乡间，参观如今被辟为曾氏故居（其实曾国藩一天也没有在这里住过）的“富厚堂”，那是一所在乡间算得上宽大的房子，却也想象不出当年的奢华，院墙是土夯成的，所有的房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的痕迹，而其时作为封疆大吏的曾国藩，却为弟弟花钱七千串修如此府第而省躬自责，以为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曾国藩真正的出生和成长地是“白玉堂”和“黄金堂”，那更是名不副实的乡间普通住宅而已。一种类似于禁忌的文化自律让曾氏位极人臣却渴望与百姓保持相同的简朴俭约，除此之外，对他来说显然并不存在别的约束。也许，一个庞大的帝国及其政府的运作，正是这种上升为禁忌的文化自律来加以维持的，而代表这种文化自律要求的儒家伦理道德，正是一种对于“天心”与“人心”充满内心敬畏和谦卑的道德，一种处穷积善、戒惧奢华的道德，一种基于共同的生存窘境之上并且保证其某种程度的一律性的道德。历朝历代，皇权政治的坍塌，也往往是从这里，从士大夫丧失廉耻与“人心不古”开始的。从这一点看，曾国藩堪称“补天”之人。
我想，这一切，或许就是早年毛泽东视曾国藩为可以领袖群伦的“大政治家兼大宗教”的原因所在。
5. 曾国藩三十岁的时候可以说是他性格突变的分水岭，看别人写他，感觉他的一生都在不断脱胎换骨。他的性格有什么特点？有没有受到一些湖湘文化的影响？
孟泽：与其说湖湘文化具备一种全然区别于传统文化的异质性，还不如说它就是传统文化在湖湘水土上的近代光大而已，因此，所谓湖湘文化体现在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有时比正统更正统，有时比异端更异端，它似乎极端封闭又极端开放，极端革命又极端反动。从王船山到曾国藩到毛泽东，确实可以看到某种精神上的一贯性和生命气质的一致性，如果说，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就是湖湘文化的特征的话，那么，我宁愿认为这是一方水土以及水土之上的生命特征和性格特征，而不是文化特征。
6. 今天知识分子的队伍越来越大，但是有人看到，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身上已经没有了曾国藩那样的“书卷气”，为什么会这样？
孟泽：不要把曾国藩与所谓“知识分子”混为一谈，中国古代的“士人”是完全不能按照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去想象和定义的，现代知识分子也无法获得曾国藩那样的“书卷气”，他的“书卷气”联系着他的信仰、信念，也联系着他的“饭碗”和“手艺”。当然，如果把“书卷气”理解为一种人文教养和忧生忧世情怀的话，那么，这正是现代工具性的知识人发展为“有机知识分子”所必需的。
7、我们现在缺不缺曾国藩这样的人？需不需要他这样的人？研究曾国藩，对于今天有什么意义？
孟泽：郭嵩焘晚年说，自己曾经和曾国藩议论过，人生在世，要作成一个天下不可少之人，才算全德；又要作成一个家庭内可少之人，才算全福，但“此语惟文正公（曾国藩）足以当之，吾则反是”。这几句话几乎可以看做是传统士大夫的“宗教”。曾国藩去世后，很多人确实发自内心地伤感不已，疼惜不已，以为国家失去梁柱，人们失去仰望，我们的文化是习惯以人为典范的，对曾国藩的眷顾并不奇怪。
但是，我想，此一时，彼一时也，对于历史人物的缅怀是为了滋补现实，而不是为了取代现实，现实也无可取代。我们也许不必过于夸大曾国藩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不要以为曾国藩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可以补救现代中国道德与政治的严重失范，不要以为他所张扬的主义和精神，他的智慧和人格，可以覆盖现代人的全部心灵。如果传统可以拯救传统的话，所谓现代启蒙就是我们无端自扰了，真是这样吗？
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并不足以应对现代国家与个人的困境，更不可能指导我们怎样去摆脱国家与个人在现代与传统制度以及文化选择上的被动、不安、无所适从。在更深的层次上，曾国藩所代表的教养和文明，是一种与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有着诸多抵牾的蒙昧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教养和文明，在“名教纲常”范围内所呈现的主体和主体性，也多半充满工具主义意味，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于皇权政治的工具性。
孟泽在“名教纲常”的旗帜下，在“自我做圣”的期许和暗示中，以所谓匡扶社稷、字养生民为旗帜，往往也可以“成就”草菅人命、以百姓为刍狗的“伟业”。曾国藩曾经被称为“曾剃头”“曾屠夫”，并不完全是曾氏被妖魔化以后的命名，其实也表明了他所谓的“霹雳手段”“乱世重典”在今天看来的反人道性质。曾氏虐杀李秀成，他的老友刘蓉在四川“凌迟”处死据说风华绝代的石达开，在很多时候，他们对于在绝望的饥寒中以血肉之躯作为抵押来抗争的人们，并无恻隐之心，对于他们所认定的“纲常名教”的敌人，他们也绝无悲悯之情。在他们的手眼中，所谓“家国”，所谓“生民”，所谓“立德立功”，都是范围在“名教纲常”之下，并且以“名教纲常”为依归的。
然而，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或者说我们所乐于认同的世界，已经不是需要通过“名教纲常”来维护的“家天下”了，我们必须拥有新的价值理想，拥有对于个人、国家、世界的新的解释，并由此出发创造新的精神秩序、文化秩序以及现实政治秩序，一切历史遗产的传承都只能是以此为轴心的，而不是相反，继续近代以来延伸至今的奋不顾身的自我迷失，从一场灾难走向另一场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