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病频遭“炮轰”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许多有识之士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存在的诸如效率低下、虚伪、缺乏道德等弊病展开了毫不留情地揭露与批评。
法国《世界报》记者科琳娜•莱纳女士一针见血地提出“美国的政治体制开始失灵了”。她认为，其原因在于政治学家们经常提出的那些问题：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使参议院有权过分阻挠政府，永远存在的竞选问题让人没有多少时间去治理国家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托尼•卡伦从金钱选举的角度分析美国民主政治体制效率低下的原因。他认为,“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因此，无论是健康的改革还是刺激方案，美国制度的特殊利益团体总是要么无法落实，要么弄出一个满足少数集团利益而不是整个经济和社会利益的立法。” 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效率低下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开始心生疑问：他们是否生活在政治体制最好的国度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就质疑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体制真的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都好吗?”
德国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表明，许多德国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德国民主体制的“失灵”。该报告提到，近1/3的德国人认为，民主体制运转不良。这个比例在前东德人中甚至高达60%。而且有1/4的受访者对“像我们所在的这样的民主国家”再也不想理会。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卢伊基•津盖尔斯则注意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公众对其制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特别指出，这场危机的性质及美国政府的对策逐渐破坏了美国公众对于“民主资本主义”公平、正义与合法性的认识。美国《旗帜周刊》高级主编克里斯托夫•考德威尔在分析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必然先天不足的原因时指出，美国的政治早已被华尔街巨头牢牢绑住，民主党和奥巴马总统比共和党人甚至更加依赖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资助。这种寡头政治的现实意味着，在华尔街巨头面前，驴象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难以撼动他们坚固的根基。因此，民主党赢得大选后，美国并未对金融寡头采取相应的惩罚手段，也只能是更多地以政府接管的方式处理破产银行。
正是基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诸多缺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民主信仰”成了金融危机后的一个受害者，他说：“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在华盛顿看到被允许自定规则的华尔街将风险带给了全球经济，而当算总账的那一天到来，政府却转身让华尔街自己来处理经济的复苏……民主本身存在无可避免的致命错误。”
西方民主制度的前景不被世人看好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西方民主制度各种弊病的日渐凸显，世界不再对其信任有加，并普遍对其前景丧失信心。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美国前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克指出，“美国人对民主制度渐渐失去了信心”是客观的事实，他说：“35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我们的民主政府是为所有人谋福利的，但是几十年后的现今，这种信心普遍地发生了动摇。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政府由极少数大利益集团操控，是它们谋求私利的工具。”
美国人对政府失去了信任，这一点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表示承认，他在密苏里州圣刘易斯的一个集会上这样说道：“人们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他们在我竞选总统以前就对政府失去了信任。现在情况更糟了。”“民主制度”在美国面临的这种糟糕情况使美国学者蒂姆•哈克勒甚至开始质疑“民主是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在他看来，“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对世界的其它地区来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同样风光不再。“美国自由之家” 2009年的一份报告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该报告宣称，“非洲、拉美、中东和前苏联40个国家”的民主衰落了。根据该报告，2009年全世界举行选举的民主国家的数量是1995年以来数量最少的。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萧条”，全球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现在的处境和曾经的处境反差太大”，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不仅仅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失去信心了，简直可以用“怒不可遏”来形容他们对“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态度了。
中国民主制度越来越被看好
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再迷信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世界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转而开始高度关注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了。弗朗西斯•福山就承认，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正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
一是民主决策效率高。弗朗西斯•福山在比较研究以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为榜样的印度民主模式和他所谓的中国“权威”模式时指出，更多发展中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的一番话，即“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是多么地英明和富于远见卓识。
二是“民本政府”质量好。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对人民高度负责，强调当政者对人民负有道义责任，而非西方那样在特权阶层内部进行权力分配。政府官员因而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在他看来，中国的“民本政府”质量不仅“高于俄罗斯、伊朗等独裁政权”，也优于印度这样的实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
三是“一党政治”优势大。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一度成了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议论的主题。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的一党政治使“中国很幸运，可以作出长期的战略决策，然后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该报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相信，跟美国相比，中国有自己的“政治优势”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因为他认为，相对于彼此阻挠的两党制，一党制其实是一大优势。
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受到广泛赞誉的世界舆论中，也出现了各种主张学习、借鉴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声音。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也说：“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把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比作“东风”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特别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也认为西方应该学习借鉴“东风”，他说：“‘东风’应当首先被我们看作是一种积极的挑战。它可以促使我们去关注一些最基本的东西：使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使我们的民主制度更好地运转。”
各种主张学习、借鉴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模式的议论与愿望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地的频频回响与表达，不能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强烈的挑战。美国有媒体就认为，“今天，中国已崛起为全球的经济引擎和我们政治上的竞争者……在同中国的激烈角逐中，我们首要的任务是表明民主依然奏效。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中国将会赢。”(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4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