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已使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在这场经济深度衰退、失业率高企、贫困人口激增、罢工运动和诸如“占领华尔街”等各种游行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危机面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饱受诟病，作为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也频遭谴责。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深入认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对于确保我国改革开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泛滥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
西方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由古典自由主义发展而来。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开始受到英美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和追捧。随着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政策体系，并泛滥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政策主张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其实质是一种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代表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理论工具。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曾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度重新焕发活力，继续保持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相对较强的国际地位。因而，新自由主义被冠以“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的美名。
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不管西方舆论对新自由主义医治资本主义“经济痼疾”的功能如何赞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似乎总是不合时宜地袭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显示，在1980至1995年间，181个成员国中有131个国家遭受了至少一次包括银行业困境在内的经济危机。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威廉·塔布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这些年代，“经济和金融危机已成为流行病”。
当前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蔓延，及其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标志的深化，更是向世人再一次证明，新自由主义这颗“万应灵丹”不过是一个西方国家自己编造的神话而已。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也是其扩展、深化的罪魁祸首。正如日本《每日新闻》所指出的，“危机的元凶”是“上世纪80年代初里根与撒切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即市场至上主义”，是“数十年的自由放任这一过度自由主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蔓延绝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持续激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广泛实施，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社会福利大幅削减，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这样，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激化了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下降到10美元，而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则从40∶1扩大到357∶1。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和市场失灵风险，激化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为了缓和矛盾，满足垄断资本的逐利欲望，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普通民众“自由享受”着举债消费的日子，垄断资本自由游走于世界各地，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各种资产泡沫不断累积、膨胀，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终于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链条又将金融危机从美国迅速蔓延到世界各地，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寅吃卯粮，无异于饮鸩止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了救市和刺激经济增长，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减税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然而，“派直升机从头顶上大把抛撒美元”的“美国式自私”，罔顾嘴边的“世界责任”，试图从其他经济体窃取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实现自身的经济复苏，反而引发了日趋严重的货币战争、汇率争端和贸易摩擦；为富人减税的“涓滴计划”不仅没有创造出民众期盼的就业增长，没有增加广大工薪阶层的收入，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更为严重的是，上述政策的实施导致西方国家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水平急剧攀升，陷入了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相互拖累的恶性循环。德国《世界报》2011年8月22日发表的对1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问卷调查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正在成为整个西方制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难题。政界若无法迅速控制危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就将停滞多年”。事实确实如此。谁又能否认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不是当今西方国家经济的显著特征呢？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病或者说制度性危机。因此，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包括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内的各类举措，譬如通过所谓金融创新一时满足购买力不足的劳动人民在住房和其他消费品上的“美国梦”，同时有利于实现过剩商品的“惊险一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但受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根本点的制约，这些政策无法克服新自由主义长期泛滥累积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历史经验表明，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改变，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没有根除，新自由主义也好，凯恩斯主义也好，都无法从根本上防止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
二、新自由主义实践导致全球发展灾难
新自由主义不仅被西方国家视为“医治经济痼疾的万应灵丹”，也一再被宣称为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救世良方”。仿佛各国只要按照西方新自由主义开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个“良方”行事，就会提高效率、迎来增长，“通向美好未来的彼岸”。
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场新自由主义难辞其咎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急转直下，进入增长“冰河期”。世界银行2010年1月20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指出，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表明，2009年全球失业人口总数高达近2.12亿人，失业率为6.6%，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增加了3400万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4月23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全球监测报告：危机之后的千年发展目标进程》研究报告表明，2009年全球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数量首次突破10亿，美国贫困人口在2009年达到4360万，为51年来的最高纪录。而且，随着世界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世界经济动荡加剧，西方国家罢工、游行、骚乱等社会风潮不断涌现，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这些不争的事实清楚地告诉世界，西方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解决世界发展问题的“良方”，它给世界发展带来的也绝不是什么救世“福音”，而是实实在在的灾难。
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不仅使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危机，也使广大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深受其害。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亚洲一些国家原本期望通过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收获更大的发展成就，续写所谓“亚洲奇迹”，结果却是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深陷经济严重衰退、通货快速膨胀、失业率不断飙升和政局持续动荡的局面。非洲实施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同样糟糕。在20世纪最后20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呈负增长（－0.2%）。拉美在20世纪90年代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持续的经济低迷、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国家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8%，被称为“失去的10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式改革，结果导致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下降了50%，综合国力大大削弱。
当然，在实现“发展”方面，新自由主义也有其“成功”之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实践，通过“私有化”名义的巧取豪夺、“市场化”名义的过度剥削和“自由化”名义的对外掠夺，最终形成了“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这一对西方垄断资本来说相当美好的局面。而且，随着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方垄断资本相对于国内雇佣劳动者的强势地位更加巩固，从而更有可能收获丰厚的利润。美国知名杂志《名利场》2011年5月发表的一篇题为《1%“民有、民治、民享”》的文章这样写道：“美国上层1%的人现在每年拿走将近1/4的国民收入。以财富而不是收入来看，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财富。他们人生的财运节节走高，2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12%和33%。”这种西方资产阶级讳莫如深的“发展”，才是它们不厌其烦地宣传新自由主义是世界发展“良方”的真正动力。
实施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发展造成的巨大灾难清楚地告诉世界人民，新自由主义不过是西方垄断资本对世界各国劳动人民进行剥削和掠夺的有力工具，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本的自由而非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所谓的“现代最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既没有提高效率，也没有实现公平，仍然不过是以世界多数人的贫困和不发展为条件去实现少数人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旧制度而已。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他们在真理观、价值观和发展观方面与垄断资本是根本对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高呼“我们是99%”的口号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希望资本主义制度永世长存的一些西方人士，也开始深刻反思和强烈要求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今年1月29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闭幕会议上就提出：“我们必须改造资本主义，使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更加负责任，对于社会的需要负责任。”而那些从不相信西方国家关于新自由主义外“别无选择”之类宣传的世界进步人士，则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口号的激励下，开始从新的视角进行关于替代、超越新自由主义的深刻思索。
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
虽然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新自由主义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期望新自由主义就此销声匿迹的想法无疑过于天真。新自由主义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仍然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所顽固坚持，在发展中国家也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
警惕和防止西方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就是要坚定沿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确方向前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确保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方面、在“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之间的协调方面，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越性。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又较好地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有利于保障按劳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不断改善民生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有利于保证国民经济合理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全面提高效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宏观调控这只“有形之手”和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的有机协调，既注重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又注重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既有利于克服宏观经济不稳定和社会不公平等问题，创造一个稳定、安全、有序、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又有利于约束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盲目性，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又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对传统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的脱贫人口占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的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成就，尤其是中国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2010年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无可否认的巨大优越性。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彰显强大生机活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