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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有感于美国大选，我曾经写《当“喜欢不喜欢”进入国家政治过程》（2016年5月16日）一文。所谓“喜欢不喜欢”，实际上是“民意”（人民意愿、人民意志）的通俗或者说俏皮表达而已，意思是谁来当美国总统，归根结底由美国人民的愿望所决定。在实行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政治制度的美国，民意本身就处在国家政治过程之中，“选票”就是这样在美国大选中发挥着最重要、无可替代作用的。所谓美国总统的“选战”，说穿了就是美国政党、政治家对民意的争夺，这种争夺有时候是非常肮脏下作、卑鄙无耻的。西方民主，你说它虚假也罢，伪善也罢，至少在观念意义上，其最有脸面的东西实际上就在这里。
也许有人会问：“陈行之先生，四年以后，你仍然坚持文章中的观点吗？”
我的回答是：“我仍然坚持文章中的观点。”
然而，时光毕竟过去四年了，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情是美国人乃至于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想到甚至于瞠目结舌的。不仅美国变了，世界也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了。2020年的美国，似乎有很多问题值得重新思索，很多事物需要重新定义，民主及其最值得炫耀的民意表达（我所说的“喜欢不喜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值得重新审视，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更是世界的问题，而中国就涵括在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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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四年，无意间被上了一堂民主课，在我们浅显的民主意识屏幕上，被涂抹上了出乎意料的一笔，这笔色彩是那样使人惊愕，那样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乃至于全世界的人都由不得想到：作为自由民主范式的美国政治制度究竟靠得住靠不住？如果靠得住，一向被人推崇的选举制度为什么没有将最优秀的政治家推选出来，反而把一个骨子里流着独裁者血液、具有严重病态人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推举到了总统宝座上？如果自由和民主是美国强大的基石，为什么恰恰是作为自由民主核心价值、在国家政治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民意表达（全国普选），为美国制造了一个最终伤害美国社会和美国国家利益的敌人？四年以来，特朗普及以蓬佩奥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在白宫纠合成为流氓恶霸式的政治团伙，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上随心所欲，犯下许多低级却危害极大的错误，不仅伤害了美国精神、美国利益，更是给国际社会造成空前混乱与冲击，美国的政治制度为什么非但没有办法阻止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反而表现出了一种让人尴尬窘迫的无力感？就连让美国人引以为傲的大法官制度都受到了党争的侵袭，成为了政党工具，你还怎么指望美国的国家政治具有起码的正义品格？
如果把美国政治比喻为课堂，那么针对美国现实政治景况所进行的政治哲学研究就是很好的课外阅读材料，好在美国这方面的追踪研究并没有因为出现了一个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而被禁止，我们对美国的见解，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通过美国人自己的观察和思索得到的。凭借这些材料，我们的思考不可避免会沿着既定的思路向深处延伸——相对于混乱低效的民主体制，讲求秩序和效率的威权体制是最好的吗？这两种体制的制度短板分别在哪里？退后一步，如果我们不做这种比较，我们是否有找得到理由判定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施行的究竟是“良政”还是“劣政”？这种判定的标准又是什么？“标准”在终极意义上会是促进人民福祉和人类进步事业的积极力量吗？它能够成为一种纳入最基本自由、民主原则的国家政治程序吗?
思考未必一定要找到答案，然而思考本身就意味着进入到了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既包括我们，亦包括美国人——从过去四年中学到的东西，人类的精神所得，都是前所未有的，应当感谢特朗普和美国政治给世界上的这一课。同样，美国人民也应当感谢特朗普和美国政治给他们上的这一课，否则他们将永远无法知道，自由民主体制（具体说是选举制度）同样也能够孕育和产生与自由民主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东西，换一句话说，在普遍的意义上，在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治中，专制独裁都会像无所不在的病毒一样无孔不入，在任何宿主身上找到寄居之所，在那里悄悄生殖和繁衍，并最终摧毁自由、民主本身。这既是实践问题，亦是理论问题。
就实践层面来说，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族群撕裂较特朗普上台之初更加严重了，在特朗普的纵容下，一直潜藏着的白人至上主义、种族主义的幽灵，公然从暗处走到了明处，公开打出了他们的旗帜；长期遭受种族主义歧视和压迫的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族裔，终于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也越来越多地被迫诉诸于理性乃至于非理性的反抗；“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美国总统2020年大选胶着、种族对立越来越严重、社会撕裂空前剧烈的情况下，美国枪支的销售数量在原本就很高的情况下又大幅度增加……美国专家学者提出警告，美国有陷入内战的危险。
我完全赞同专家学者的这种警告——美国社会撕裂的伤口是如此之大，即使特朗普无法通过搅混水的流氓手段在一次欺骗美国人民赢得连任，换上一个新总统，要想在短时间内治愈这种创伤也是不可能的，美国社会肌体上的这个伤口既深又长，它将长期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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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理由认为美国从此将“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呢？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替代美国，伟大的中国世纪即将开始了呢？我觉得应当慎重下这种判断。
必须注意到，美国社会是一个政治多元、思想多元、表达多元的社会，这使得它拥有很强的纠错能力，人们有理由相信，特朗普式的专制独裁——有必要指出，事实上，由于各种制度限制，丫从来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裁者——或许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祸害美国，但是它无法摧毁美国的立国根基，而这里最深刻的理由，是美国学界（媒体、智库、高校以及民间机构中的专家学者甚至于在脸书上留下各种言语的网民）从来也没有停止对特朗普国际国内政策的审视、质疑与批评，从特朗普上台之初直至当下，一天也没有停止。
这些审视、质疑和批评，是在没有任何限制和强制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对两党制度、选举程序乃至于大法官任命程序、最高法院职责进行了大面积的深刻反思，而这不仅是美国社会对国家政治所做的即时审视和应激反应，更是由来已久的政治文化传统——稍微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你总是能够从这个国家听到社会反思的声音，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替代和僭越人民的思考，而这在我看来，恰恰是美国之所以是美国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美国的真正可怕之处，是最值得我们警觉的地方。
我再换一种方式表述这个意思。
特朗普当政这四年，对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所做的最深刻的审视和批判，不是来自被美国以外的国家或阵营，恰恰是美国人自己。正因为这样，独裁者特朗普即使血液沸腾，特想干一些出圈儿的事情也莫可奈何，丫只能徒然无力地把像盯贼一样紧盯着他的美国媒体斥之为“敌人”，丫绝对做不到出面去查禁一家报纸，关闭一家电视台，取缔一家网络，丫做不到！反过来，猖獗到肆无忌惮的报纸、电视台和网络却将总统置于被监督审判的位置，连篇累牍对总统言行进行批评反驳，他们狗胆包天，竟然一次次查禁和封闭特朗普的出格或不当的言论，查禁和封闭的理由，竟然不是国家意志、国家利益，而是媒体坚持的所谓“新闻原则”、“舆论原则”！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你当然可以嘲笑说：“看，美国乱成什么了？这还是超级大国的样子吗？”是的，我也曾经这样嘲笑他们。可是如果你细想一下，你又会觉得事情也许不仅仅如此简单，这里面蕴含着某些很值得我们警觉和思索的东西。简单说，正因为美国媒体拥有新闻自由的宪法保证，它们才可以作为一种力量毫不气馁地抵抗暴政，抵抗独裁者对自由的侵袭，否则的话，特朗普还会是现在这样的特朗普吗？美国社会还会是现在这样的美国社会吗？独裁者特朗普会不会成为超大个儿的独裁者？美国社会的撕裂、族群的对立会不会更加严重和剧烈？以蓬佩奥之流为代表的极端右翼势力，会不会在国际问题上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横行无忌，会不会搅扰起更大的国际政治风云，给我们制造更加严重的困局，直至挑起世界大战，将世界尤其是美国拖入到无尽的灾难之中？凡事皆有可能，一个失去权力制衡的超级大国的总统，更是有绝对的可能成为美国和世界的头号敌人。
你当然可以说美国霸权倚仗于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横行世界的超级大国的霸权，恰恰源于其内部植根于自由开放条件下巨大思想市场的容量，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各种思想的自由碰撞与流动。换一句话说，人民意志通过必要的民主程序上真正进入国家政治过程，才是美国持续强大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什么军事霸权、科技霸权都只能是子虚乌有，美国仍将会是虚弱的，不可能维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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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点，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对美国混乱无效的国家现状视而不见了呢？不是这样的。
我前面说过，美国这四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自由民主课，不同以往的是，这堂课是反着上的。如果说四年前我们对西方“自由”“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尚没有质疑，那么四年以后，这种质疑不仅产生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松动和瓦解了我们过往所抱持的迷思。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网络舆情的骤烈变化中得到印证。你当然可以说，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尤其是对中国的敌意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我认为事情并非这样简单，任何舆情变化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或者说，任何舆情变化——哪怕是消极的变化——都潜藏着某种不易察觉的理性知觉。我可以断言，四年来，这种理性知觉，在中美政治制度比较等重大问题上，很显然是被唤醒了。
白人至上主义者特朗普、对中国抱着深刻敌意的右翼政客蓬佩奥之流，无意间给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文化课，至少提升了一部分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深刻的历史教训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并不能保证其在国际交往中也能够秉持政治文明，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西方列强恰恰在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之后——也就是他们在各自国家内部建立了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之后——才开始对世界进行残暴屠戮和掠夺的。这件事突显出一个无情的道理，那就是直至今天，就国家关系来说，施行的仍旧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如果说，这还仅只是一种浅层次的理性知觉，那么，由此连带的发展意识、国家意识、道路意识，就是更深层次的理性认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知从未像今天这样普及，这样深入人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蓬佩奥之流做到了我们数年来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们的确应当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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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确实是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现在对任何政治景况做任何远景推断都为时尚早，然而有一点我确信无疑：就国家政治来说，民意——也就是我四年前说过的“喜欢不喜欢”——能否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仍旧是一个国家最终能否成为强国并持续性地维持强国地位的首要原因。
这就要看各国的选择了。
2020-1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