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先驱导报》：您如何定义“红色文化”？
萧功秦：对“红色文化”做界定很重要，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红色文化”中有很多我们优良的革命传统，比如民族献身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是值得后人去纪念和继承。但有些“红”却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们同样分享了“红”这个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慎重。不能笼统地谈“红色文化”，
当前，中国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解读，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亮剑》，主题是显示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文情怀，背后更多的是弘扬民族精神，而并非以往的弘扬一种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现在的“红色文化”，更不是文革时期的“红色”了，而是包含了很多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人们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也在发生变化。
A:“红色文化”能否再次给执政党带来强大生命力？
Q:这个问题值得讨论，要特别慎重。如果说，从执政党“文化寻根”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从历史上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化资源当中，汲取精神营养，以丰富自己未来的精神资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红色革命”积淀下来的优秀的革命遗产。
如今，当我们提倡红色文化时，我们的主观意图肯定是从它的积极面出发，但客观上，不能忽视的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红色文化”跟“极左”一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宣扬“红色文化”时，不自觉地激活了潜意识中的“极左”思维。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说，对“红色文化”首先要有明确界定，要从新时期视角与时代需要予以甄别与继承。
A:当下在讨论“红色文化”回潮时，都与当前社会信仰与价值观缺乏联系起来。您觉得“红色文化”能填补这个信仰与价值之缺吗？
Q:不能够，它只能是当前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中的一部分，虽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单独依靠它支撑起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价值体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吸收世界文明的各种优秀价值。如果我们提出让“红色文化”来主导我们的价值体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排他性，如果由政府来主导推动，这种做法也不太合适，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它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社会实践中接受检验，接受来自社会不同方面的充分批评与质疑。
A:既然您认为“红色文化”不足以胜任，那我们应该如何构建我们的价值体系？
Q: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在毛泽东时期，我们把西方的说成是帝国主义，把古代的说成是封建主义，把苏联说成是修正主义，剩下来就只有“极左”的一套了。现在的情况是，旧的已经被打到，但新的却还在摸索当中，某种程度上，中国处于价值体系的空白期。
中国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让社会上各种健康的文化自主生长，相互竞争，并给予充分的时间。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既符合我们的民族精神，又继承了红色文化；既能整合中国人的人心，还能跟人类的普遍价值接轨。
A:在重构我们的价值体系之前，您认为需要坚持哪些前提才能不致于迷失方向？
Q:要坚持三种精神，和谐精神、公民责任精神以及自由创新精神，这三者是世界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公认的普遍价值。具体到中国身上，我们的“红色文化”中革命者的责任，可以转化为公民责任；我们的儒家文化中可以找到大同与和谐精神；而自由竞争与创新的精神则可以从西方文化中找到源头。概况地说，红色文化、儒家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三者，都会对中国人未来的价值体系提供内容和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