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但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转折点。
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向共产主义直接挺进的努力之中，而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这种努力便像退潮一样虽然缓慢但却无可挽回地日益衰退了。尽管在中共中央高层有些人主观上还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但是与这种努力的方向相反的许多事物和因素却不断涌动、增长和扩展，终于形成了与“九一三事件”之前方向相反的潮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过是对这一潮流、这一方向加盖的公章，使这一潮流得到社会上层建筑的保护和进一步推动而已。换言之，“九一三事件”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向左走，到“九一三事件”时已经达到了顶点，或者说走到了尽头，再也走不动了。从此，就开始了向相反方向的运动。就像一个物体在升到顶点以后，动能耗尽，有一个短暂的静止一样，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也有一段似乎静止，显示不出运动方向的阶段。这个现象的存在并不能否定“九一三事件”是原方向运动的顶点，亦即转折点。
从人的主观因素方面考察，“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左”的路线错误的结果。
如果站在维护毛泽东利益的立场上替他分析（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认识），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左”的错误有两个突出表现。一个是打击了领导干部的大多数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中“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一贯策略思想。另一个是追求左派队伍的纯而又纯。先是剔掉王任重、刘志坚、陶铸，接着剔掉王力、关锋、戚本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后来又剔除陈伯达、林彪。我不是说这些“左”派没有错误，例如王力策动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就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林彪“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情况就不一样了。“称天才”属于哲学认识上的偏差，“设国家主席”属于正常的工作意见，林彪作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即使自己真的想当国家主席也并不过分。而毛泽东却蓄意找茬，小题大做，终于把林彪推到了对立面。林彪与毛泽东的冲突，像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争一样，是同一思想政治派别的内讧和火并，属于权力之争，不属于路线之争。尽管林彪企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却并没有成为事实，林彪并未达到像邓小平那样拥有不同于毛泽东的另外一套独立的理论和路线的程度。毛泽东说林彪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右得不能再右”，“林彪一类如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不过是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文化革命派的威望和力量急剧下降，尽管他们后来又搞了反击右倾回潮等一系列动作，但是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长期推动中国超阶段向共产主义挺进的主观力量从此实际上就不能再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了。
因此，我认为，全面执政以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和路线的转折点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当代中国大陆社会发展方向的转折点则是“九一三事件”。华国锋等逮捕“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是在方向已经转变之后，沿着新的方向发生的两次质的飞跃。
下面再说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称是一场反修防修的革命。
反修防修的目的是按照列宁主义的道路，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
共产主义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人为努力这个观点的产物。俄国十月革命是按照这个观点进行的，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也是按照这个观点进行的。
中国革命取得了什么成果呢？第一，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制度。第二，共产党用政权的力量改造了社会经济，建立了政府所有制和劳动者集体所有制。
因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像小麦发芽、长叶、拔节、抽穗、扬花、灌浆一样，像蝌蚪变青蛙、蛹虫变飞蛾一样，是同一个事物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质变，是它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转换，是自身形态的演变。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是可以人为的。所以，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无论人们怎样努力，取得政权的共产党都没有能够建立起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然也不例外，也没有越出这个范围。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丛林法则，用暴力取得政权的。暴力形式的特点就是执政权不由别人给，而由自己抢，不是由选民赋予权力，而是自己抢得权力，“打天下者坐天下”。是否执政，不是由选民决定，而是由自己决定。既然其命运不由选民决定，那么就势必成为特权阶级，这个特权阶级掌握着国家的主权。
经过全面执政后不长时间的发展，官僚特权阶级同平民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新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出现，认为这个新阶级的存在不但对共产主义目标客观上具有阻碍作用，而且还使自己建立的新社会同旧社会实际上差不多。他力图解决这个新的统治阶级同被统治的广大下层群众的矛盾。
但是，他没有看出这个新阶级的出现是暴力革命本身的必然结果，而认为这个新阶级的出现是资产阶级腐蚀共产党的结果，因而以为只要把资产阶级的影响清除出共产党就能够解决问题。他不但不想否定一党专政，而且力图通过发动群众重新造反的途径，用给官僚统治集团“换血”的办法，进一步巩固一党专政，以为这样就能解决统治集团背叛劳动群众的问题，甚至解决官僚特权阶级生成的问题，以为由此共产主义目标就可以实现。
因为造反这种做法仍然是不经选民同意，一部分人擅自夺权，所以夺权成功的人必然成为新的官僚特权阶级。即便没有华国锋逮捕“四人帮”和后来邓小平、陈云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稳定地掌握住权力，消灭官僚特权阶级的目标也仍然是不能达到的。它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朝换代。
总而言之，因为一，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做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通过人为努力不可能使社会形态向共产主义转变；二，用造反夺权的方法又必然会造就新的官僚特权阶级，而不可能消灭官僚特权阶级；所以，文化大革命不可能达到它的预期目的。
至于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破坏，因为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去说了。
2011年9月4日于稻香湖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