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之后的世界正是从十年大危机开始的。这如同1933年后的世界，负载危机，若是管理不善，一路恶化，自然导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过去的十年，也许是当代世界历史的一个真正的关键时期。因为这一时段发生了许多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这些大事，也可叫做大危机。
有人以为只有世界大战才能改变历史进程。其实，世界大战只是世界危机的后果。历史进程被改变根本用不着等到世界危机演化为世界大战的时刻。
在取得“冷战胜利”后的美国，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时，居然成为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被这样的“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国人，居然宣称，美国不仅是独一无二的，“例外”的，而且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战无不胜。然而，天堂和地狱原本不过是硬币的正反面，到了天堂，也就离地狱不远。“新帝国”快速地滑向自己的反面。
在军事上，美国战略战线过长。战线过长即军事战略上的“泡沫”，相当于体力超级“透支”。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之所以主张美国“衰落”论，是因为他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研究战略战线过长带来的帝国的真正战略危机。许多不同意肯尼迪美国“衰落”的观点，恰恰不愿正视美军在全球战线拉得过长。表面上看，美国军力“太大”，军费开支占世界的一半，但是，美军的问题，如同美国大公司的问题，恰是因为“太大”。
在市场方面，随着美国权势如日中天，“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万能）也登峰造极，资本的自私、贪婪、巧取豪夺也达到极致。美国自己的评级公司把赤字财政、借债消费和资本投机的美国经济评价为最高等级，简直荒唐。美国向全球宣布，资本在美国不仅是最安全，而且是最有利的。然而，如此的“金融帝国”神话，却存在着致命的薄弱环节。没想到，正是金融机构向为实现“美国梦”的普通人放贷购房而积累起来的问题，最先刺破了金融帝国的泡沫。不过，2008年的金融海啸，还仅是金融危机的开始。
在过去十年，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疯狂地扩张。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印度步入类似的改革开放进程，是这次全球化的最为成功的方面。中印卷入全球化，一方面是因为自我开放，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长期以来试图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的政策。这种东西方之间的“加入”和“纳入”、“申请”和“邀请”的高度相遇和相合，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能容纳大量本国就业的美欧日，以及韩国等的制造业公司大批移入劳动力价廉物美、政策“亲资本”、生态环保标准低下的中国等地，获取了巨大无比的“劳动力红利”。但是，资本转移到中印，欧美马上面临失业等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失业因为金融危机变得更加严重。于是，最先喊出“抵制全球化”的不是亚洲人民，而是欧美人民。“反全球化”通过民主政治过程，带来了保护主义和一些人宣称的“全球化的危机”，甚至“全球化的失败”。
再看欧洲。似乎没有理会“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梦语，欧盟在苏联解体后却持续扩张，把原属苏联集团的“东欧”国家基本包括进来。然而，欧盟的外延扩大与内涵改革不匹配；欧洲一体化一直是“多速”、“多轨”进行的，大陆欧洲和海洋欧洲不协调，欧元区和申根共同边境管理区只是欧盟的一半。如此不彻底的一体化当然难以抵御真正的危机。欧盟各成员过去一直在共同过着好日子，一旦风雨到来，则再次暴露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顽固劣根性。长期的福利国家体制，是政党政治和良治的方法，但福利是借来的，政府是负债的。金融危机自然要让背负债务的欧盟各国付出代价。许多欧洲人都知道不能没有欧元，一体化中遇到的危机需要进一步一体化，比如共同财政、欧元债券等来解决，但当要那些当年从欧元的诞生获得主要好处的人在危机年代拿出利益，帮助拯救欧元时，他们不愿意了。
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金融危机爆发，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逻辑是“大市场”和“小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政府早已遭到市场的根本削弱而成为市场的工具。政府用自己的力量“救市”，在市场崩溃的熊熊大火中烧着了自己，负债经营的政府由此背上更加沉重的债务负担。而问题是，当诸如发行货币、通胀的手段也失去效果，政府可能就剩下开动军队去打仗这一手段了。一些政府因为实在是无力回天，只好事实上破产，变成维持性的得过且过的政府。
过去这十年，工业化、消费主义、城市化狂飙，全球性的食品、能源、资源等问题更趋严重，相继出现了能源危机、食品危机，以及“资源民族主义”。由能源危机驱动的核能发展的全球化，使世界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发展核能初衷如果不是为了最终谋求核武器的话，就是为了解决所谓“能源安全”问题，但核能可能是历史上最不安全的能源。人类和其政府接下来将不得不“去核”，解除自己给自己头上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发展问题上，过去十年，发展更加成为许多国家的主题。许多人的原来思维是：“我们存在的问题仅仅是发展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用更进一步的发展加以解决”。然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超过了发展能够解决的问题，发展的危机不可避免。发展的危机的最典型体现是地球生态和气候的巨变，能使用干净的水和空气成为奢求，展现了人类发展的自我毁灭性质。
在政治上，危机更加明显。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起义”和“革命”，是统治危机的典型案例。其“外部”根源是因为美欧为中心的全球化使阿拉伯世界的多数公众更加赤贫和被剥夺。要求变革的普遍要求是如此强烈和持久，可见这类国家已经积累起来的问题需要通过长期的动荡才能释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推翻旧政权，反对派却借助了西方的力量，而任何政治危机必然引来外来的干涉。
与中东的革命相伴而生的是国家混乱、解体和无序的继续。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已经和继续陷入长期的混乱和无序。索马里是人们常提到的这样局面的例子。在国家分裂方面，苏丹南北一分为二，也许意味着非洲大陆国家裂变的开始。非洲大陆目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西方叫做“非殖民化”）的产物。为了维持后殖民化时代的非洲大陆的国际秩序，非洲国家、西方和联合国，一直小心翼翼地希望维持边界和领土现状，而不是打破现状。如今，南苏丹的诞生，也许不仅将鼓励其他希望独立的地区和人民，而且代表着西方对非政策的历史性变化。
在国际政治上，新的大国纷争和地缘战略冲突正在酝酿。东亚地区——“发展”上的“成功”已经成为继欧美之后的世界权力中心，但是，国际权力纷争很可能使这个地区也成为国际危机、冲突的中心。美国在权势衰落下，却借助印度、东盟，加上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的力量，以“崛起了的中国”为对象，布局在“世界新的权力中心”与中国的新战略关系，包括与中国的“再冲突”。
严重的形势在于，全球危机没有得到有效遏止，而是在继续。原因在于，各国面对危机推出的解决问题的手段越来越少，甚至无计可施。而已实行的政策，如靠印刷货币、转移支付、赤字财政的“纾困”，回避触及根本问题，寅吃卯粮，维持和加剧严重的透支局面，将使未来的危机更加难以控制。
在全球层面解决问题的手段首推多边主义，但世界多边外交体系也处在危机中，“集体”无法“行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的改革都变成维持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之间的国际政治权力争夺而非全球治理的活动；世界贸易组织也无法遏制变本加厉和变换花样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多哈回合要成为“发展的回合”不过是一种政治呼吁；联合国气候治理的真正阻力是环境破坏的既得利益者。
英国着名国际政治历史学家E.H.卡尔把1919-1929的二十年看作是“二十年危机”。受此启发，笔者把过去的2001-2011看作是危机的十年。更加严重的是，有人因为盲目而乐观，身处危机却不感危机；有人即使感悟危机，也低估了危机的严重性、多重性和长期性；有人则为了维持既得权势秩序，有意粉饰太平、扭曲真相。
2011年之后的世界正是从十年大危机开始的。这如同1933年后的世界，负载危机，若是管理不善，一路恶化，自然导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结束了今年暑期休息的世界各国财金和政治领导人，接下来要举行一系列重要的会议，包括年度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联合国大会、G20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全球经济前景暗淡，也许能增加紧迫感，有助于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找到国际合作的方案。然而，经验告诉我们，对这些会议我们无法寄予厚望。
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可能把摆脱危机的出路寄托在新兴大国身上，为此软硬兼施，希望新兴大国再次出手拯救世界经济。但实际情况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即使有心像2008年那样，出台紧密配合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计划，也缺少那样的实力。2008-2009年的大规模政府“刺激”经济，已经使中国等新兴大国背上了沉重的通胀、资产泡沫、腐败等后遗症，加剧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困难和社会矛盾。
9·11十周年之后，我们真的不知道世界将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