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使得国际社会并不重视的古典游击战术，突然借科技手段升级为恐怖战争，二战后长期赖以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由此彻底失效，同时也摧毁了维护安全的理论体系。

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双塔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一场大规模的反恐战争随即拉开帷幕。旅美作家林达认为，“9·11”使得国际社会并不重视的古典游击战术，突然借科技手段升级为恐怖战争，二战后长期赖以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由此彻底失效，同时也摧毁了维护安全的理论体系。

您觉得“9·11”对世界格局产生了何种影响？

林达：讨论“9·11”，必须先清楚这是什么事件。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就是美国大楼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给撞塌了，报复了美国单边主义。实际上，“9·11”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划时代事件。十九个恐怖组织成员，几乎瞬间，造成超过珍珠港袭击的全部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而日军当时出动了六艘航空母舰、三百多架战斗机的兵力；美国损失是被击沉和重创八艘战舰、三艘巡洋舰和三艘驱逐舰，被摧毁一百八十八架飞机，两千四百零二人阵亡。“9·11”十九个非军事人员轻易打赢了一场现代战争大战役。

不仅如此，当时无从判断是否立即有后续攻击，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规模均不可测，结果造成空前的全球战时反应：美国各大城市高楼紧急疏散；联邦政府全部关闭，转入地下掩体。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同时紧急疏散。北约随即宣布历史上第一次启动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款，也就是共同防卫机制。它为二战后的冷战设置，经历多次危机甚至区域战争，直到冷战对手华沙条约组织瓦解，整整四十年都未曾启动，却在两大阵营基本合营、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一世纪，为仅十九人参与的一场袭击而启动。之后，北约五架预警机到美国执行巡航任务。

“9·11”使得国际社会并不重视的古典游击战术，突然借科技手段（大型客机）升级为恐怖战争。它的无预警、大战役式毁灭能力，击垮了《联合国宪章》宗旨的第一条：“采取有效集体办法，防止且消灭对和平之威胁。”联合国维护安全机制据二战经验建立，目标是预防国与国之间的常规战争。常规战爆发前不会没有蛛丝马迹。二战后进入具有核武器的冷战时期，核武器超短预警、大规模毁灭的特征，令国际局势始终紧张，但国与国之间对峙，能找到一国政府为责任方，安理会可采用外交斡旋、制裁、派维和部队等一系列“集体办法”，遏制战争发生或向世界蔓延。冷战有惊无险度过，安理会起了关键作用。然而，恐怖战争可使用任何被联合国禁止的核武器、生化武器、化学武器，无人道底线、无视战争法和规则，大规模屠杀，无预警、无规律、无谈判责任方。二战后长期赖以维护国际安全的机制，彻底失效。同时也摧毁了维护安全的理论体系，无规则可循了。世界格局随之改变。

在如此现实下，受到毁灭性威胁的前沿国家，和暂时还没有受严重威胁的国家，经常可能处于国际立场的两端。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后，各国反应强烈，反战呼声高涨。但这些国家的立场实际上并不相同，一些北约国家，例如法国，看上去站在反战前沿，但逐渐可以看到，那些反战北约国家和美国立场趋同，因为它们面临同样威胁。

最显著的实例就是利比亚成了伊拉克第二。萨达姆用过化学武器，卡扎菲炸过民航客机，两个当政者都是拥国力的狂人。在利比亚国内动荡、屠杀和平示威民众之后，应用联合国旧框架的人道救援理论，法国领头、奥巴马旗下的美国参与，再次推出了小布什“先发制人”的北约版，打掉了卡扎菲政权。在恐怖战争时代，北约不敢错失除掉巨大国际安全隐患的机会。要借用旧理论，是因为“先发制人”新理论缺乏有效制约，没人敢公然表示采领，而法国、北约一些成员国、奥巴马，都曾是小布什理论的最强烈批评者。在卡扎菲政权潜在威胁下，北约实际上被迫重蹈了小布什的老路。面对屠杀民众严重得多的叙利亚，北约却迟迟不出兵，究其原因，就是叙利亚反对派成分复杂，生怕有“类本·拉登”人物，助虎为患。这都可以清楚看到“9·11”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这些影响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吗？美国作为种族大熔炉，接纳一切外来移民，现在的社会现实会不会对阿拉伯裔另眼相待？

林达：一个纽约人对我提起一部轻松电影说，“那就是“9·11”前的纽约”，无意提醒我，“9·11”前的美国是极轻松的，机场接送随意走到登机口，乘务员常常领小孩进驾驶室看开飞机。百姓没有敌情意识。现在，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到处都是安检的生活，戒备和防范的气氛始终在头上笼罩。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没有发生民众群起攻击阿拉伯裔的情况，这和多年来反种族歧视教育有关：已经习惯把个人行为和他的族裔分开。由于“9·11”前后一系列恐怖袭击都和穆斯林关联，再加上宗教文化隔阂，不可避免有民众会有看法，但美国是依靠各项法律在公共生活中细致地严禁种族歧视。“9·11”并没有改变这些规则。2010年发生过一场争论：是否可以在被摧毁的世贸中心附近建清真寺。反对者以“9·11”遇难家属为主，认为盖在这个特定地点是一种伤害，赞成者认为，哪怕感情受伤害，也要理性地坚持美国基本价值。当时民调显示，有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表示不能禁止，百分之三十的反对者只是表达个人看法，事实上并不阻挠。

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林达：几乎所有宗教和文明都有过冲突的血腥阶段或者说血腥的局部冲突，单独说哪个文明一定怎样是不公允的。我在《西班牙旅行笔记》中写过，十世纪的前后五百年，安达卢西亚的伊斯兰文化繁荣期智慧而宽容。现在阿拉伯极端分子人数其实不多，因为现代科技的放大作用，以至于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中国一向自认是温和的儒家文化，可是在一定阶段，同样有孕育“超限战”的土壤。

有人认为“9·11”象征了多元文化的失败，法国禁止穆斯林妇女戴面纱，英国内政大臣曾号召放弃“允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定居英国不必入乡随俗”的多元文化政策，瑞士人曾公投反对穆斯林建造清真寺。还有人认为多元混居会导致各文化的特殊性渐渐泯灭。您觉得“9·11”之后，多元文化还有恢复元气的可能吗？

林达：我不认为“9·11”象征了多元文化失败。“9·11”发生在美国，刚才讲到，美国民间对美国穆斯林并没有欧洲那样的强烈反弹，只增加规定：拍驾照照片不能以头巾遮面只露眼睛，要求不过分。欧洲要复杂得多，荷兰也强调“荷兰是荷兰人的荷兰”，对新建外来文化寺庙有限制。主要原因是穆斯林高移民、高出生率造成人口构成迅速改变，产生压迫感。民主国家是多数决定，这些欧洲国家有制度文化忧虑。卡扎菲说过，我们不需要自杀炸弹和“9·11”，只要多等几年。意思是极低出生率的欧洲白人会自然变成少数，文化难以为继。而极高出生率的穆斯林会成为多数，将决定未来欧洲制度文化的走向。尤其是不少伊斯兰国家是以宗教律令为法律。美国穆斯林也增长很快，“9·11”前，美国穆斯林是一百万人，十年后是两百六十万，但是所占人口比例很低。美国的族裔融合能力来自它至今不衰的制度吸引力。移民族群各有独特诉求，但在制度理念上，基本都能够认同和融入主流，包括绝大部分穆斯林。但是，融合需要时间，假如美国突然涌入超过人口一半以上来自保守伊斯兰国家的移民，也会有担忧。

“9·11”之后美国在反恐的名义下进行的战争、监控、囚禁审讯等活动，引起了很多争议，您怎么看待以反恐之名产生的暴力和侵犯隐私？它是达到目的的必要之恶吗？

林达：先谈作为战争的暴力。二战后，和平主义被推到很高道德位置，那是起于宗教理念的人类理想，但还远不是现实，多数国家拥有军队。有恐怖战争必有反恐战争。问题是怎么做才合适？可惜没有正确答案：旧理论旧机制失效，新理论新规则出不来。根本没有“合适做法”。

原来规则很简单：恐怖分子是罪犯，在某国藏匿，只能经国际刑警组织“捉拿罪犯”，而不是对主权国家出兵。恐怖战争下，联合国对国家安全的预防性救援失效，面对“9·11”，美国并不清楚下一场攻击会在何时何地、强度如何。塔利班不交本·拉登，阿富汗成了恐怖组织温床，别国可等待，小布什必须找出路。于是在联合国没有出台新规则也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擅自宣布他的新理论：“9·11”是战争行为，本·拉登窝藏国为敌方同盟国，受袭国有权开战，所谓自行执法。这是阿富汗战争的依据。可新理论的毛病显而易见：恐怖袭击和恐怖战争的界限是什么？国际袭击的组织和个人藏身于世界各国，不交出来，都可以打吗？基于恐怖战争无预警特点，小布什建立了预防进一步袭击的新理论：先发制人。必须先行打击未来最危险威胁，即可能“以国力行恐怖主义”的无底线政权。这是伊拉克战争的起因。缺陷也很直观：具体标准是什么？判断错了怎么办？

二战后联合国竭力维护的核心概念是国家主权。两个新理论最危险之处，都是对“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破出缺口。因此，小布什很快被简化为国际公敌和一切阴谋论主角，如鲜血换石油等等，直到伊拉克新政府自行石油招标、中国成为第一个得益国，此类臆断才自行消亡。两场战争中还是以常规战争方式打反恐战争，是极低效的无奈应对。

囚禁以关塔那摩监狱为例。奥巴马签署的第一号行政命令，即关闭关塔那摩，至今无法履行，因恐怖分子究竟是战俘、罪犯，还是无精确定位的“敌方战斗人员”，适用何种法律法庭，都是前所未有的难题。被抓获的恐怖分子大多是平民，却又是军人袭击恐怖基地的俘虏。常规战争的士兵只要按规则打仗，就是无辜的，战俘就等着战争结束回家，不仅无罪责，而且离开军队就无足轻重。但恐怖战争由极危险的个人进行，必须审判定罪。反恐军队战役中抓获恐怖分子，军队会作为战俘关押，要审判却大多拿不出符合严格刑事起诉标准的证据，就进入放不敢放、判又判不下的局面。这就是关塔那摩难题。并非“必要之恶”，只是原本只留在哲学课上的千古难题逼到眼前：小布什必须选择，让被劫持的民航飞机去撞千人大楼，还是下令打飞机、杀死几十个乘客？本·拉登是恐怖袭击最大隐患，是下令对知情者动水刑获取情报，还是放弃可能是消灭本·拉登、挽救无数生命的唯一机会？哪怕有天大理由捉拿本·拉登，也明白战争必伤平民。就像当年杜鲁门，是牺牲总数可能更多的中美军民，还是对日本扔出原子弹、尽早结束战争？无需面对抉择，只能称自己是个更幸运、而不是更道德的人。

“9·11”后一些立法，如俗称“爱国者法案”的《联合和加强反恐能力法》扩大了政府的监控范围和深度，私人空间相应缩小。它和反恐有关，也和高科技时代的犯罪特点有关。2011年5月，奥巴马签署对其中三个主要条款延长四年，八年前对小布什主导立法的强烈反弹，已经不再，但ACLU等民权组织仍在表示反对，提醒个人维权。美国坚持的个人自由，始终在公众能够承受的代价之间平衡，一个最主要考量就是国家安全。所以战争期间都有临时收紧的战时措施。但在可预见的长时期内，反恐将是一个常态。

本·拉登之死为“9·11”事件画上一个句号，成为奥巴马任期内一大功绩。但是真的万事大吉了吗？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核威胁屡屡升级，这是不是比“9·11”更恐怖、更堪忧的图景？

林达：本·拉登若死在“9·11”后不久，也许胜利感会更单纯，现在反恐已成常态，没人会天真到认为这标志了恐怖威胁结束。抓本·拉登是阿富汗战争的起因，最后战役发生在巴基斯坦，反恐战场位置都是不确定的。敌方跨国流窜，并不影响作战能力。希特勒一死，德军就崩溃，而恐怖组织大小头目各指挥着十几人，都可以打一个大战役，本·拉登钻在地洞里，照样发动“9·11”，头目很容易被接替。

本·拉登被击毙前，维基解密公布一批秘密文件：有恐怖分子宣称在某处藏有核弹，本·拉登一死就会引爆。虽然这次只是“诈弹”，却再次提醒大家，低核武器、生化武器，仍是恐怖战争的一把悬剑。

有人认为，关键是被袭击国家冒犯了袭击者，是恐怖战争的真正根源。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不谈以巴问题复杂性，个案都可引出大效果。两年前有个美国牧师泰瑞·琼斯，非要烧《可兰经》表达对“9·11”不满。虽然美国政府、基督教领袖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反对，虽然他只牧领四十几人的小教堂。但是一烧，他立马被看作是侮辱神圣的“美国代表”。过去就是报纸上一条消息加张照片，现在可以是大街上高清大屏幕反复播放，观众的愤怒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迅速传染，现代媒体煽动情绪可以登峰造极。过去必须令一国政府气得发疯才可能面对战争，现在十几个人不高兴就可以干一场。不论哪方，极端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极少数，可在新时代，两头一凑，就可以创造少数人撬起地球的奇迹。

“9·11”的质变，并非世界进入了历史上冲突更多、狂人更多的时代，而是两端的提升：一端是金融、经济、人群的高度集中，现代社会更脆弱、不堪一击；一端是高科技急剧提升平民的超强攻击能力。这个趋势不会改变，前景不容乐观。

作者:林达、盛 韵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