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派的区分源自法国大革命后的制宪会议。而在中国，左右派是一个非常模糊和混乱的概念，甚至有人把鼓吹民主、反对政府的一派一概看做右派，把要求平等、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的一派当做左派。这显然是错误的，无法反映真实的政治谱系。

为了使各派系的面目更加清晰，学者们又对左右派的概念做了进一步区分。陈子明按照专制和民主的标准，把左右派重新划分为宪政左派、宪政右派和专制左派、专制右派这四个象限；范海辛则用毛左派、专制派、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来加以区分，这四派，依价值观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阵营，毛左派与专制派为一阵营，自由派与社民派为另一阵营。

范海辛同时举例加以说明，比如对于高房价的问题，毛左派认为这是资改派执政的必然后果，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专制派会说这是市场带来的现象，政府只要调控得当，马上就会克服；自由派基本同意专制派的意见，但认为政府在土地与房地产市场上应减少干预，让市场力量来解决市场问题；社民派则认为，住房不应交给市场，而应成为国民基本福利。建议75%～80%居民的住房应为福利性质，其余为商品房。

陈子明和范海辛的划分，就使得不同群体的轮廓更清楚。以宪政和专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显然更有利于找到左右之争的真问题，避免了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秦晖就曾辛辣地讽刺，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应该多一点哪个应该少一点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左派、右派都应该是自由派

极左派和极右派之间的成见和敌意很深，仅在对待美国和评价毛泽东这两个问题上，就经常争论的不可开交，此外，在对待改革开放、消除贫富差距、反对腐败等问题上均有很大分歧。于是有人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左右之争会影响改革进程，甚至导致中国全面倒退。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极左和极右并不是中国政治谱系的主流，更不是全部。中国的改革成就和社会危机，均来自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强力干预的双重作用。黄宗智在《改革中的国家体制》一文中明确指出，成就不能只归功于市场经济，危机也不能只怪罪于国家干预，两者实际上是同一根源。这样看来，极左和极右都犯了非此即彼、有我没他的错误，而且所用的批判手段，也都是“文革式”的斗争思维，彼此将对方看成敌人，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也就是说，极左派和极右派其实都是专制派，只不过一派的极端会走向斯大林式的极左专制，另一派的极端则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的极右专制。

其实极左和极右的争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反而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下中国既存在向极左转向的危险，也有极右派势力固化既得利益，造成社会低流动性的危险。无论是极左派打着为弱势群体谋福利的旗帜，做着违反市场原则的事;还是极右派以市场和自由的名义瓜分国有资产，剥夺穷人上升的机会，都是不能容忍的。

左派对右派的反感和右派对左派的担忧，都来自一方加给另一方的错误印象。左派认为，右派只顾维护自己和权贵的既得利益，不顾穷人死活；右派则担心，左派不讲法治，一旦掌握权力，就可能清算右派，出现多数暴政。所以，左派总是试图把右派变成左派，甚至消灭右派，右派亦然。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左右两派中的自由主义者，超越左右之争，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右派并非只会反政府，只会走精英路线而忽视底层民意，左派也不是固守体制派，左派也一样关心人权和自由。我们欢迎自由之下的左派，也欢迎同样的右派。试想，如果两派无论谁掌握权力，另一派仍然享有言论、结社等各项宪法自由，我们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左派的良心和道德叙事和右派的制度和法治叙事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一个既强大又自由的国度并非不可实现。

左派、右派都应该是民主派

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王绍光认为，民主使得人民能够安排权力关系并因此而控制着统治者，其他体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安排权力关系的手段，最低限度的民主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广泛参与”和“公开竞争”，这就对现有体制的非民主性——缺少选举和政治竞争提出了质疑。当代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小东也说自己是民族民主主义者，他希望中国强大，却同样认为，民主应该是国家强大的重要推动力。在推动民主化转型方面，左右派是有基本共识的。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追求的民主体制，并不排除极右派和极左派的参与。一个稳定而正义的社会，可以包容各种社会势力参与，只要他们不违反法律，不使用暴力手段。罗尔斯说：“我们永远把公民看做是理性的、合理的、自由而平等的。而且，我们也把民主社会中所发现的各种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看做是民主社会之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也就是说，右派不能因为担心左派民智未开，还处于被专制体制蒙蔽状态，所以就没资格谈民主，更没资格参与民主。左派也不能因为右派不是社会底层，就一定不能代表底层利益。

新左派的甘阳就批评一些右派：“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大谈‘多数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右派同样对黄亚生所谓“左派天然代表弱势群体利益，左派上台，等于实现了没有选举的民主”这一说法嗤之以鼻。

如果我们追求民主，就应该同意，政治权利赋予了左派，同样也要赋予了右派，公共权力由左派分享，同样也应该由右派分享。左右之间不会因立场不同，就剥夺另一方的权利，而民主制度，会把选择权交给个体，究竟哪一派掌握公权，由选民说了算。

把左右共识上升为体制共识

体制有其自身惯性。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原本是一个全能型体制，强政府弱社会下的民众习惯了依赖政府调控。三十年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职能，实现了市场和政府、国家和社会的初步分开，但体制的控制力依然强大。

当左派不断抨击资改派复辟，官僚权贵当权，而右派又一再要求政府放权限权的时候，体制力量就会利用左右之争，强化政府力量，利用计划手段调控市场，利用“民意”来压制右派，迎合左派，这就是右派所说的政策“左转”。以缩小贫富差距和调控房价为例，体制本身一方面会回应左派的呼声，出台收入分配调整和房价调控措施，这就意味着政府会更多介入经济运行，权力膨胀不可避免，但调控成本却要由纳税人和企业主要承担。左派的好心办了坏事，虽然暂时看到了效果，长远来看，却违反了市场规律，打击了自由派力量，加重了政府责任，增加了改革难度，完全得不偿失。

除了体制惯性之外，官僚体制阶层还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维护自身利益也是体制秉性的一部分。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最好都不要幻想依靠体制力量打压另一派以壮大自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左右达成的共识，传达到体制内部，通过左右两派的共同压力，促使威权体制的逐步分解并向民主体制转型。

徐友渔说：“在共同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上，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秦晖也认为，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且有益的现象。搭建共同的宪政平台，是左右两派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