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房宁，1957年6月出生，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主要学术著作有：《民主政治十论》、《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
日前，《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在京发布。报告作为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通过对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实地考察，提出：确实存在一个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东亚模式”。什么是“东亚模式”？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其产生根源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房宁教授。
东亚五国一区：高度相似的政治发展历程
记 者：房所长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牵头组织的大型研究课题东亚发展研究经过两年的学术准备、实地调研、比较研究和报告撰写，现在基本完成。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这项研究的背景？
房 宁：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是由孙冶方经济科学研究基金会、北京修远经济社会研究基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联合设立的研究课题，于2008年立项。课题研究团队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相关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和国别专家组成。
课题研究对象包括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五个国家和地区。课题的研究目标是对于上述五国一区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性研究，认识和把握东亚政治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具体说来，就是对这些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历史起点、环境等条件上与中国大陆相似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考察其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社会转型是如何发生的，为我国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正在进行的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记 者：通过对比这五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课题组所取得了哪些发现？
房 宁：有很多发现，但最大的发现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太像。随着课题组成员研究的深入、调研里程的增加以及研究笔记的增厚，课题组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进程非常相似。
日本是亚洲工业化、现代化的“领头羊”。亚洲的工业化历史起始于日本，亚洲的民主政治也是从日本开始的。因此，研究日本对于理解东亚现代政治发展的开端及其起始条件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韩国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被誉为“汉江奇迹”。中国台湾地区也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虽然远在东南亚且面积狭小，但其政治发展、社会治理一直受到中国政界和学术理论界的密切关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体制转型、民主政治进程近年来也频频进入中国舆论和社会关注的视野。
研究初始，我们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虽同属东亚，但各自走过的政治发展历程大不相同。比如印尼和泰国，这两个国家是亚洲东南半岛地区两种比较典型的不同文化代表。印度尼西亚以马来族为主体，信仰伊斯兰教，其文化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泰国信仰佛教，在东南亚地区属于大陆文化圈，文化、人种等因素与中国接近，与以马来族为主体的海岛文化圈的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区别。
课题组的原意是选择具有代表性、差异性、典型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观察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通过彼此间的对比而获得启发。但出乎意料的是，研究发现这五国一区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演变高度相似。尽管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发展路径可能存在着差别，但总体上看，他们的内在机制、发展阶段、发展趋势以及最终的结果都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甚至呈现出某种规律性。
在课题研究之初，这种相似性和规律性是所始料未及的，因此这给课题组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政治发展的“东亚模式”：自由、威权、多元
记 者：这种相似性、规律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房 宁：首先要谈一谈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我们所说的政治发展是指：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的变迁。其中包括舆论界经常讲的民主政治。课题组在研究过程中特意回避了民主政治这个概念，因为民主问题常常会停留于概念上的争论，反而会引起歧义。
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呈现的规律性特征是：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制度及体制都先后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维权体制”阶段和“多元体制”阶段。
为什么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会具有这样的规律性特征？首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在19世纪中后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和压迫，东亚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原有的发展轨迹被中断。在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甚至是生存危机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得不救亡图存，开始变法、改革，被迫走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个时期，东亚地区出现了三次重要的改革和工业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然而，除日本以外，其他亚洲国家真正的工业化进程大多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是开始于建国以后。
东亚五国一区在刚开始实行工业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体制，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由于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压力，他们要向自己的敌人学习，以求变求存。东亚五国一区中的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都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在这一阶段，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是：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发展迟缓，社会矛盾加剧。在经历了15年左右的“自由民主体制”后，上述国家便转入了第二阶段，我们称之为“威权体制”时期。
威权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一方面，经济社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权利，开放资源、扩大自由，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为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集中权力于政治精英阶层，强化国家政权，依靠政权力量推动国家工业化的战略性发展。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我们称之为权利与权力（rights and power）的对冲。东亚五国一区中，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均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大约30年左右的威权体制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实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领域纷纷发生变化，逐步实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型。
所谓多元体制，是指开放政治权力，普遍实行竞争性选举，选举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景观；人民的政治权利有所扩大，社会自由度增加，社会福利也有所增加。多元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有一定的形式相似性，但多元体制具有经过工业化形成的新社会结构作为基础，建立在比较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之上。
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共同规律。虽然不同国家的表现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大致的阶段性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的最大发现，在这其中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和具体的发现。
经验性研究：“警惕自己、忘掉中国”
记 者：如您所说，自由、威权、多元这三种体制的阶梯形发展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的共同模式。您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否符合这个模式？
房 宁：我想说明一点，这次所做的东亚政治研究，我们强调它是政治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而不是政治哲学意义上的研究。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中国的政治学在很大意义上是一种政治哲学。所谓政治哲学就是在讲着各种道理，强调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反映了人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是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逻辑回应。总而言之，这都是一种主观的意识形态。然而社会的发展有其客观一面，并不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在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内在动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完成其发展进程的。如果说政治哲学是研究“理对不对”，那政治科学则是研究“事成不成”。
我们这个研究就是希望排除那些政治哲学上前提性的假设，从实际出发，去看一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究竟是怎么发展的，是把它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如其所是”的确认。我们把这种研究称之为经验性的研究，也就是以事实为基础的研究。
所以，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不能直接联系中国的实际，因为如果联系中国的实际，实际上就是存在一种假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都有自己的价值偏好。在这种情况下，人就会有选择性的接受信息，过滤掉很多经验性的事实，而这是在本次研究中最为忌讳的情况。因此，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清空以往的一些成见，要忠于事实、忠于观察。课题组当时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不联想、不暗示、不影射”、“警惕自己、忘掉中国”，要警惕以往的一些观念来干扰我们观察的客观性。
当然，这项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政治发展服务。但它如何服务于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并不是研究的首要命题。我们认为，搞清楚经验性实施之后的解读、分析和借鉴，将是下一步的工作。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把实际过程描述清楚，将主要事实交代清楚，为未来国内的分析研究提供基础材料。《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报告》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现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发行。我曾经把这本书比喻为一把小提琴，而非一首乐曲，不同的演奏者可以利用它拉出不同的优美旋律。我相信它能激发读者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东亚调研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记 者：在采访的最后，我想请问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政治研究所的所长，这项课题的进行是否让您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某些新的想法和思路？
房 宁：这项课题给我带来了一种新奇的感觉。对整个课题组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次惊奇之旅。
对中国政治学来讲，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新的研究。我国政治学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层面，而少有经验性、实证性的调查和分析。在课题开始之初，我们对于国内有关民主问题的研究做过一点学术史方面的考察，发现我国学术界以及大众传媒中有关民主问题的知识以及相应话语，大多是从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思想家的相关论述和著作翻译、转述而来的。此次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则采取了新的研究思路，即实证和比较的研究方法。
一是采取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实证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方面，在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课题组走访了中央与地方不同层次的立法机构，观摩议会会议，还观察了一些街头政治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田野调查，我们获得了大量有关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社会政治生活的直观感性认识。在口述历史方面，我们同五国一区的政治家、企业家、政治记者和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还大量采访了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的当事人。例如在台湾，我们见到了施明德先生和许信良先生；在韩国，我们同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的一些重要人物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其中很多访谈场景是让我们终生难忘的。这些历史当事人不仅提供了重要政治事件的历史细节，也向我们展示了在东亚历史发展进程中个体的心路历程，从而帮助我们具体而深入地从个人角度了解与认识政治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二是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在差异中发现问题，在重复性中探寻规律。过去我们经常讲，社会科学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但在这次研究中，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并非事先可以预知或者是假设的。即便我们之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准备，也充分吸收了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但很多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在我们深入这些国家地区调研的途中才意识到的。课题组调研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在第一个国家发现某些迹象，在第二个国家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到了第三个国家开始重点观察分析但真义未明，到第四个国家则豁然开朗。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读意义，认识规律，使我们获得了很大的启发。
比较研究的一个范例是权利和权力的“对冲”现象。所谓权利和权力的“对冲”，是相对美国政治发展模式而言的。建国初期，美国政治制度便形成两个要点，即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开放国家的权力。所以说，美国的民主进程是以权力和权利的“双飞”为起始的。而东亚五国一区在工业化初期，在保障民众权利的同时，集中国家权力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我们称之为战略性的发展。这就是“亚洲四小龙”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迅速改变国家面貌，初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原因。
为什么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发展会由权利与权力 “双飞”的自由民主体制，转向权利与权力“对冲”的威权体制？课题组对此进行了深入探究。我们发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是社会关系发展的进程，期间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改变，主要表现为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在这个时期，人们渴望实现流动、改变身份、拥有财富，而途径大致有两条：一是经济途径，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致富；二是政治途径，通过政治参与占有权力，在社会群体当中居于强势地位，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来获取利益。就好像切蛋糕，拿刀的人可以给自己多切一点，导致大家都想去抢那把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处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选就乱”。
选举本来是好事，是表达人民意愿、选择政治精英的民主方式。但为什么“一选就乱”？究其原因就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动，如果这个时候开放政治权力，就必然吸引各个社会群体和集团的政治斗争和权力争夺，导致社会混乱、动荡不安。这种情况在东亚工业化进程中屡见不鲜。五国一区在经历了失败和教训之后，纷纷走进威权体制时期：开放权利通道而关闭权力通道，把社会参与的潮流导向生产活动、经济领域，引导社会和集团通过经济行为、经营活动争取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和占有财富的机会，而不是通过政治性活动来获取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威权体制可以出现、存在，并促进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我们把这些发现概括成若干初步的概念，如权利与权力的对冲、分配性激励、生产性激励等等。尽管设立课题的本意是对东亚政治发展的来龙去脉作一个“如其所是”的经验性梳理，无意于理论探讨和规律概括，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理论性的问题还是被引发出来，最终形成了一些初步的、分析型的概念。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是一项经验性研究，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看一看别人的路是怎样走过的。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认识是从实际出发的，是比较可靠的。而比较研究则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增强了中国人关于政治和政治发展的知识。我们愿意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用脚底板做学问，把政治学的经验性研究推向前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记者 高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