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重要，也有现实意义。我把光斌刚才的论述做一点展开。现在从我们的工作中感觉到，现代中国确实在呼唤着新的政治科学，一种基于时代、基于中国经验、也基于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新政治科学。

我们时代在发展，首先我觉得还是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的事业，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这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制度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个制度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确实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我们不谈革命党、执政党，这方面容易陷入一些集体的争闹。但是作为执政党，它的历史任务有重大转变。由于这个转变，它面临的工作和很多问题都有变化，所以必须有新的科学理论的总结，并用于指导实践，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事业的复杂化。现在讲智库，过去觉得中国共产党和欧洲政党有点像，和美国有点差别。其实论功能，原来是由党政机关干部本身和研究机构来承担的，但是现在的发展确实是非常广泛、深化，同时也复杂。广泛化、深刻化、复杂化，所以需要更进一步，凭借经验性的治理，确实解决不了问题，现在问题太复杂了。包括现在讲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还不够，还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我做过研究，实际意思是政策之间的协调性。更大的含义在这儿，并不是说事先做一个顶层设计。

我考证了一下这个词在中国的生产，当时中央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的是类似于钱学森说的系统工程理论，它不是系统论，是系统工程论或者叫工程系统论，它是针对着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和那个又不一样，但是没有词，所以就来个顶层设计。其实顶层设计容易被误解，好像我们整个需要有一个什么顶层设计、分层设计，然后再整合。

它实际上说明我们现在这个事情复杂化了，确实最近一年以来我做了很多的任务。当然角度不同，有党的生态问题、文化问题、体制问题、改革问题，其实说来说去，具体的都会研究。但是实际上做多了以后，我也得出一个原则性或者哲学一类的看法，就是科学化。过去那些东西不行了，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是我们原有的政治学为什么需要科学化？这里还有一个国际比较问题。虽然我们在探索自己的路，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确是需要总结别人的经验和教训。我最近写一篇文章，跟美国学什么？其实跟美国学，最重要不是学美国的制度和做法，那学不来。是跟美国学美国走过的道路，特别是遭受的挫折，受的那些苦，它的失败和挫折。只有从挫折中，才能得到智慧，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东西特别重要。

包括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印度和中国有多大的区别？我们从印度身上学什么？印度非常值得研究，我们也研究印度，举个例子，因为研究印度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自己，印度是一面镜子，能使你受启发。比如说多元化，我们说中国社会多元化，你没研究印度，印度才叫多元化，对你有很多启发。所以这些都需要有新的、有专业化水平的政治科学。

具体来讲政治科学，我觉得有个问题。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国语境很微妙，政治学，你可以叫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科学，如果分的话大概两大类。首先一个问题，搞清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区别，建立中国新的政治学。现在混在一起，其实这个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我们的争论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为什么？有的当作哲学问题讨论，有的当作科学问题，思想上、概念上、方法上是不能区分的。所以往往提出一个哲学问题，让你给一个科学的解，给不了。提出一个科学的问题，给一个哲学的解，那是没用的。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研究问题，争论、讨论，相当一部分问题，不是所有的，但是相当一部分问题是在这个事儿上面打转。我们要走出来，我们既不排斥，也不把这两个绝对分开，它不是完全分开，但是又相对分开，只有相对分开才不互相干扰。我认为现在很大的问题是不能区别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二者是互相干扰的。这是一个出发点，这是一个看法。

我们建立中国新的政治科学探索，实际形成一些场域，形成一些重要的问题。现在作为我们的学者个体或者作为一个机构，比如我们政治学所，我觉得和兄弟学科比不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里谈到补课的问题，你看现在有的补得还是不错，比如他提到社会学、法学等等，世界经济政治。政治学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补得不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形成一些重大的命题，以及围绕重大命题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实践的总结和理论的展开，不能说完全没有，不是否定三四十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的努力，但不是特别的清晰，成就不是很显著。

进而也没有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些繁衍。法学是有的，它是从实践来的。社会学对我们政治学也有启发。三十年前没有人知道社会学是什么，但是他们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实践中、社会发展中，就研究问题总结经验，形成概念，形成学科，形成队伍。我说社会学是找来的，法学是跟来的，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后来叫依法治国，后来叫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

根据这些实践，一个部门研究一个法，取得一批成果，积累一批人才，就是这样。那么我们政治学，我们既要找，又要跟，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很明显，或者有很多偏颇，基层受政治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不管怎样，最后这个学科水平一定要形成重大关注、核心的概念、理论的体系以及重要的范畴。不仅在理论上有成就标志，检验标准是实践辐射的影响力，因为你现在不够好。当然有困难，我们不讲客观的，我们讲主观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还需要更加有意识地去做，现在通过社科院的观察，我觉得学科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深入实际，过去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范式的转换，因为那个时候人家在前我们在后。那个时候，西方已经工业化，它的经验被拿来研究中国问题，包括马克思主义等，有一个范式转换，一下子起到这个作用。今天中国的问题，时空压缩，既有前现代也有现代也有后现代，西方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都没有现成答案。改革开放以来引进这么多东西，几乎囊括西方的各个方面，我们对它的关注，也需要非常全面。

但是我们出了对社会有真正影响的东西没？没有，说明这个路到头了，就是让自己搞。自己怎么搞？了解情况反映问题。第二阶段大概是对重大政策问题形成意见，绍光在这个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对重大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形成意见，干预这个社会。当然这不是主观的干预，而是科学的干预。第三阶段是理论性的总结，我们现在需要更加有意识地把力量灌注在这些方面、把资源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在这样一些方面。有条件的都要去推进。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学还需要这样更加自觉地，更加有规划地努力，可能会取得更多一点的成果。

现在一些重大的问题逐渐在形成。比如现在很大的一块是党的建设，党的建设可能包括反腐倡廉、监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现在提出国家治理，当然话题比较大。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包括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是要有的。我觉得政治学、政治科学实际上第一个就是社会治理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立制，现在党建有点立制的味道，用中国传统语言来说，第三个问题是继承，政治继承或者政治录用，其实政治录用也包括政治继承，政治继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不展开了，我们这个制度确实有优越性，但是我们的制度也有问题。而且问题往往和优越性紧密联系，我们经常说一个优点的背后就是一个缺点，当然一个缺点的背后未必是优点，这个不能互换。

我们这个制度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集中，权力集中带来权力的矛盾，权力继承中的风险，现在看来，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可以说很多，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主要问题是政治继承没有解决，最后乱改革，因为没有合法性，整个苏联的政治继承是有问题的，它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所以最后为了避免这个风险，降低这个成本，变成了老人政治。这个矛盾就掩盖，这个矛盾在什么时候爆发？就在政治继承的时候。

苏联解体原因就是改革，这是共识。打腐败倒下俄罗斯，这个说法很多，这是苏联人自己说的，俄罗斯人自己讲。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问题，所以像这些政治继承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宪法发言里面，每次都总结一条。政治文明，他第一条就是讲政治继承，和平而有序，如果可以做到这个，就是政治文明，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一个标准。我们学术共同体老说自己搞政治学，重大的问题如果懂都不懂，讲都不讲，我们多失职，我们确实有责任。

但是这些需要通过我们自己扎扎实实的艰苦努力，出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和责任感，真正深入到我们社会的政治实践中、社会生活中、干部群众中，以及有一个国际比较的视野。我相信我们还是能够推进我们新政治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为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出一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