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一部反映前东德(民主德国)生活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描写东德秘密警察部门(绰号“史塔西”)监听国民的故事。描写1984年，一位集权体制下的文化部长汉普，因为看上一位剧作家的演员女友并想法设法搞到手，而命令秘密警察部队监听剧作家，企图加害地方于死地。而秘密警察部队中一位叫维斯利的上尉，负责监听这名剧作家。在监听过程中，维斯利开始同情这名蒙在鼓里的剧作家，并最终帮助他躲过一劫。

——作为小说家，我不得不说《窃听风暴》的很老套。除了动用东德的背景之外，所有内容是很廉价的好莱坞人情模式，黑暗中一丝光明的煽情套路。难怪有被秘密警察迫害过的东德人士发表宣言，说这部电影很差劲，因为事实上，像维斯利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上是“根本没有”的，倒是像汉普部长那样的腐败分子层出不穷。

在看这部电影时，我很纳闷一个细节，就是我发觉“史塔西”的制服看起来和希特勒党卫军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一模一样。我以为是导演的艺术手法，可以让人为之警醒。后来上网一查，还真的差不多。所谓“史塔西”，除了奉行的“主义”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不一样之外，其行事方式和“盖世太保”并无二致，其科学、专业与技术含量，令“盖世太保”也望尘莫及。这个宣称一切为“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安全”的部门，监听过全民主德国境内近30%的公民。为600万人建立过监控档案，并以秘密的方式直接决定这600万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们的命运。或许，很多正常人，在自己努力即将获得回报的一刹那，只是因为曾经开过“党和领袖”的一句玩笑，就被打入是十八层地狱。就其工作效率而言，的确是太高效了。我想，像美国FBI这样的部门相形，都要心服口服。当然，极权状态下，除了官僚及其监控机构高效运转之外，社会机体和文化无一不畸形。

最近，统治北非国家利比亚几十年的卡扎菲政权也终于倒台了。近乎一帮乌合之众的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用陈旧的AK47步枪、火箭筒和皮卡，就把强盛一时的枭雄政权给颠覆了。尽管卡扎菲拥有大量的现代装备、优质的南非雇佣军以及大量的南联盟军事顾问，但他的不堪一击程度，连乌合之众都不如。这典型的是组织糜烂所致。首都的黎波里被攻破之后，卡扎菲及其家族(儿子、女儿)奢靡的生活也被曝光了开来。那些令人咋舌的财富和富贵的人居环境，只要卡扎菲掌控着权柄一天，就会持续一天，足令人利比亚人无限之愤慨，使得卡扎菲民心尽失，绝无翻盘的可能性。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不用再怀疑，极权状态中的执政者，就像《窃听风暴》里的汉普部长那样，奢靡和腐败是注定的了。即使我们再寄希望于品高德彰的好权枢者产生，世界将从不例外地给予我们失望。或许，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或者表演出来的廉洁，为之大声疾呼、感动不已。但我们看戏的同时，千万别把自己也投入到戏里去，信以为真。权枢，永远是一场值得警惕的表演，被人骗了钱财，尚可补回;被权枢骗了一生，一个叮咚的回响都没有，只当你是草民。

在此，不扯任何人，就说说我自己吧。我还算个生活比较节俭的人，把我投入到一个极权的环境中。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用公共资源为我所用，即使我不想贪图一分钱，难保我不想建一个独立别墅、供我安静地读书、写作、思考，或者建一个独立健身场馆、独立花园供我行走与思考。就算我不好意思要，我手下会揣摩我意的部将们，也会顶着我“龙颜大怒”的压力，给我都办好。那时候，我能说什么。这么一来，我的子女也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父亲如此，他们理所当然继承了父亲的理所当然——于是不费任何功夫，大量的公共资产变成了私人的奢侈品，一种恶的循环就开始在我所领导组织环境里蔓延。当一个人开始使用非其劳动所获或与其劳动付出并不相称的物质享受时，其私心和机心一定会无限膨胀。无法无天，必然成为其最终的归属。

中国儒家强调以“德”治国，认为“德”来自“道”，来自一个人对“天道”的认识与践行，与“物”无关。我只能会说，简直太天真了。极权政治的生态状态，就是这种说法的有力反证。自以为是正确的认识，除了助长人的狂妄之外，别无它用。若从“认识”角度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极权状态下，是“圣人”百出。若从客观情况来看，几乎全是“忽悠”。圣人们既得了实惠，又高唱仁义道德，简直是什么活路都不给大家留了。如此不近常人者，唯有被奢靡和狂妄严重的扭曲内心的人才能做到。近来权枢系统中曝出的贪腐官员，制造出无数“门”的高级公务员们，无一不可作为例子。

为此，近代有人提出“天下为公”的办法破解之。我以为只是给大家一个很潦草和马虎的交待。现在，哪怕最操蛋的一个政权，都会承认权力是民众授予的。因为天下原本当然为公，即使坚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也要小心地猜度民意。极权状态下，这种“猜度”变成了“监控”。也因此，本应该监督高层的机构，如史塔西，全把窃听的听筒对准民众，以“天下为公”做借口，频频对有正义感的人下黑手。他们想让无数的花开出一种颜色，强迫千万颗脑袋按照一个要求去思想。因此，民众授权给这么一个机构，基本就是为了挥剑自宫所用，极权给出的黑色逻辑，令人啼笑皆非。

通过利比亚的战局，我们基本可以获知，卡扎菲治下的利比亚，还处于极权政权的初级阶段，原因就是秘密警察机构不是很发达。这么大一堆的反对派盘踞在西部班加西，老卡对之一点办法都没有，既无法暗中监听，也无法用“黑手”做掉，只能用军阀的办法弹压。而类似“盖世太保”这样的秘密警察存在，标志着极权的更高状态，那就是组织强盛、渗透力很强，以往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中统军统，都是这类更高状态的。所谓铸造“强剑”。但问题是，这些显赫的组织，也太过于显眼，人人都知道，还以为自己在暗处，是标准的战略愚蠢。

到了“克格勃”、“史塔西”的时代，极权发展到了顶峰，在身体之外，可以对人的思想进行监控和窥视。是有形之剑和无形之剑都练成了。到此，人们也终于察觉到了自己的悲哀所在，一种存在意义上的悲哀。有人在参观了东德秘密警察的刑侦发明之后，感叹非常难以理解，那么多聪明的成年人，把全部心思都花费在这些龌龊的行为上，不知自己感到悲哀与否。我知道他们是没有感觉的，因为他们在认识方面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是“党的盾和剑”。一种执政力量，又非军事组织，要盾跟剑干嘛，没人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我所确知，极权到了最后，只能把执政组织变成军事组织或者类似军事的斗争组织，因为它有太多的私利需要保护，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恐吓到它那颗自己而脆弱的内心。不需要民众谴责，它自己在内心深处就早已否定掉自己可笑的存在了，私欲的驱动力焚尽，它也迎来自身寿终正寝过的日子。

时间穿越了柏林墙倒到和卡扎菲倒台，极权迫使曾经理想主义的组织和执政者走向了穷途末路。我以为，无论对于一个组织还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彻彻底底悲剧，尽管他们强盛一时，害死了很多的人，摆平了很多对手。但在存在的意义上，它们所摆平的一切，都用幽灵的方式，一股脑地否定掉了它们全部的存在。它们湮灭，和逝者一切控诉着极权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