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党和政府部门的门口都有“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类的标语。然而，这不只是讲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东西，必须落实到行动上；不是只在一两件事情上这样做，而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这样做；也不是只有一段时间不能违背，其他时间可以另搞一套，而是全时空和全覆盖的。由于社会的复杂、组织的局限、人性的缺陷，完全做到是不大可能的，但在基本的方面和主要的问题上做到，就不错了；如果在主要的方面能够不断前进、不断改善，那就更好了。

不过，口号往往是给人看的，很难用来衡量和检验相应主体的行为。哪一个政府官员和党的领导不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最近被“双规”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及其同伙、那个与本人同名的总工程师不也把“为人民服务”叫得震天响吗？但是，他们的行为却完全违背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起码要求，他们是立党为私，执政为己。不仅如此，这些口号也过于一般化，过去这样提，现在也这样提，正确时如此讲，错误时也如此讲，不能恰当地针对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有两句话是恰当的，它既符合共产党的纲领，又适合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还可以用来检验党政官员的行为。这两句话就是：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近年来媒体上一直强调改善民生。其实，改善民生不是靠政府的恩赐，只要真正落实“还权于民，让利于民”这八个字就行了。

党和政府的权力不是神授的，也不完全是用枪杆子夺来的，而是老百姓给予的。因为，政权的合法性归根结蒂来自民意，来自老百姓的认可和拥戴。如果民心生变，民意他向，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要知道，过去的一致拥护，既有真心的表示，也有高压的成分。而今天的各种怨言、不满、政治笑话以及对政府的公开批评，是大好事，它直白或曲折地表达了民心舆情，值得党和政府高度关注。

老百姓给予政府的是公权，而不是私权，包括征税的权力、维持治安和秩序的权力、合法化的权力。公权是保护私权的，而不能侵犯私权。私权侵犯私权，政府应当以法秉公处理；公权侵犯私权，是社会的乱源。在建立传统计划经济时，党和政府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侵犯了私人的财产权利；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除继续侵犯财产权外，强行大办公共食堂，侵犯了私人生活的决策权利；在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侵犯了一般人作为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以至生灵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改革开放，我们改弦更张，走上市场化的道路。说到底，所谓经济体制改革，承认民营经济的合法性，不过是把过去政府公权力侵占的一部分私人权利还给个人，从而造成了3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到今天为止，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反而出现了反复和倒退，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国有部门的垄断地位在继续加强，公权无限扩张和侵犯私权的现象大量发生，各级政府强拆、强建酿成的恶性事件不断出现，产权仍然是一个政策变量，是以政府和官员的认定和讲话为准，而不是一个制度变量。因此，还权于民，制止公权侵犯私权，仍然是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当政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如果说与民争权，还是还权于民，是判断政府行为的一个基本标准，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基本标准就是，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这不仅是由于政府收入来自老百姓的交纳，而且因为与民争利是无限的，而让利于民是有限的。政府要与民争利，就会无限扩张，无法约束和制止，官员也会贪得无厌，腐败成性，以至搞得民不聊生，政府垮台。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而让利于民则是有限的，不可能让到政府一无所有，官员无以生存。相反，在现代社会，政府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政府要生存，要提供公共服务，就要掌握一定的财力，它的规模以满足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为限，且有一个合理标准，即政府的税收和收入要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相适应或者相对等。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政府收入远大于政府提供的服务，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没有用在提供公共服务上，而是用在了其他方面，通过各种途径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财富。至于挥霍浪费，诸如“三公”消费之类，据说去年就高达9000多亿元。

政府占有的资源和收入已经不少，但仍感不足。目前，税收占GDP的20.9%，并不算高，但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占GDP的32.2%，已经过高。然而，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著文说，政府收入满足不了提供公共产品的需要，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政府收入。去年政府税收8万多亿元，全国13亿人口人均纳税6200元，明显高于同期5919元的农民人均收入。然而，政府仍在通过各种办法与民争利。能否为政府收入（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规定一个最高界限，严格监督，不许超过。须知，斩断争利之手，增强让利之心，不仅有利于端正政府行为，缓解目前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有利于民间社会的发育和自治。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